舒乙先生永远的走了。先生辞世后，各界人士追怀先生的感人事迹令人动容。作为名人之后，他传承了很好的家风和道德文章;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长，他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筹备、建设到发展，筚路蓝缕、呕心沥血。他参与设计的文学馆的楼宇风格、花园草坪，不同作家的形象雕塑，甚至他所创意的巴金手模，文学馆的逗号标识都是绝妙之笔;作为一名作家，他笔耕不辍、著述多多，曾获中国满族文学奖和优秀散文奖。他爱好广泛，高龄之时还学习绘画，在国内外多地举办个人画展。他热心公益和慈善事业，力主全家将老舍夫妇珍藏的齐白石、傅抱石等名家书画无偿的捐赠国家;作为政协委员的他，积极参政议政，十数年来以几十项提案，为北京的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奔走呼吁，贡献显著;作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他，为我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向来敢讲真言，献良策，体现着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与舒乙先生生前的一些交往仍历历在目，从中感受到的先生的做人和品德更钦佩不已。由于爱好和为人脾性相近，我和舒乙先生曾有多次的接触，多年后脑海中还不时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舒乙是颇有平民意识的名人，待人随和、低调、和蔼可亲。和他交往相谈，如沐春风，可感受到一种透在骨子里的温文儒雅。热情洋溢时，他会开怀大笑;沉思时，又静若处子。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安定门外他家附近的冷食店，我们边吃冰激凌，边谈论文学的情景，也曾记得他在大连海上畅游万米而不停歇的雄姿，似乎也感知到他因脑溢血而久卧病榻之上的痛苦和无奈，念及令人唏嘘不已!
我原本和舒乙先生并无交集，只是很早得知他是老舍先生的儿子，文革后写了些回忆老舍先生的纪念文章和关于保护北京传统文化的建议等。后来我知道在巴金、冰心等人的提议下，中央决策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舒乙先生是新馆成立之后的第一任馆长。我曾是南京大学的文学硕士，研究生时主修的是现代文学专业，到内蒙古一所大学任教后曾晋升为文科副教授。得知中国现代文学馆建成的消息后，便冒昧地给素未谋面的舒乙先生写信，自荐到新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未料到舒乙先生收到我信后，竟主动与我联系，详细了解我的经历、志愿、著述、职称等情况，此时我已调动到大连市工作，先后在大连民族大学和大连政府部门任职。舒乙先生又借到大连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会议之机约我面谈，认真考察了我的学术研究方面的能力和成果，甚至鼓励我谈谈对中国现代文学馆建设方面的一些思路和建议。后来我得知他不仅同意调我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还提议我担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并报文学馆的主管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研究批准，最终却阴差阳错，我的调动和任职一事在作协的第一次领导会议上未获通过，原因是会议认为即便我调到文学馆，但也难以在北京落户。此时舒乙先生劝我耐心等等再次上会。当时我很迂，不善变通，便自动放弃了。失去了一次和舒乙先生共事、长期接受先生教诲的机会。
如果说做为知名学者的舒乙先生对我这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还如此尽力提携、关爱有加，令我更感动是舒乙先生对一名普通工人的关心爱护，愈发体现了他的可贵品德。1997年盛夏的一天，正在大连酒店工作的普通搓澡工骆志中接待了前去洗浴的舒乙先生。小骆是名转业军人，几年前携妻带子由江苏淮阴到大连谋生闯荡。从没有架子的舒乙一贯喜欢和各色人等交谈，在与小骆的聊天中舒乙问起了他的身世和经历。起初小骆并不知道舒乙的真实身份，他虽说只是个打工者，但平日喜欢读书。闲聊中，他和舒乙谈到他所熟知的中国作家及其作品，还特别说起老舍的原名是“舒庆春”，这着实让舒乙有些意外并感动了。一老一小相谈甚洽。事后舒乙还高兴地给小骆留下了北京家里的地址，欢迎他到北京做客。后来，他们书信往来频繁，有次舒乙针对小骆信中倾诉的生活的艰辛和人生的感慨，殷切地教诲说“人生需要各种经历，历史需要各种情节。便权当成一种人生经历吧，便只当成创造自己的历史吧。需要的是有个主心骨，心中有个杠杠，事事不超过这个杠杠，热情周到，而有尊严。”
“创造自己的历史”，这话真让骆志中这位打工者振奋!为了多掌握一些谋生的技能，除了搓澡外，他还学会了足疗和修脚。他将这些情形，都写信汇报给自己心目中著名作家舒乙，舒乙复信热情地鼓励他，“学会了足疗和修脚技术，很好!是实际的技能。靠劳动和本事吃饭，很充实，很踏实……人生在世，做人要善，朋友自然也多。”
正是由于舒乙先生的鼓励和自己的勤奋，小骆这个极普通的打工者冲破世俗的观念，在一向别人看不起的行业中做出了成绩，得到了人们的尊敬，用辛勤的汗水抒写着小人物也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历史。
老舍先生当年自述道，“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切的同情。……我的朋友并不都是教授与学者。打拳的、卖唱的、洋车夫，也是我的朋友。”舒乙在谈到自己的父亲时也是说：“老舍先生是一位待人极端热忱的人，他眼睛永远向下，正像他为自己起的名字‘舒舍予’一样，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别人……不愧是‘一切普通人的朋友’。”
老舍如此，作为其子的舒乙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赵持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