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是我国最早开展考古发掘、同时也是持续发掘时间最长的遗址之一。迄今在遗址上发现了城址、大型建筑基址、普通居址、墓葬和各类祭祀遗存等。尤其是 1986 年在遗址上发现两个祭祀坑，出土了种类和数量都极为丰富的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等。这些考古发现，揭示出成都平原曾经存在的发达的青铜文化，这足以改变传统的历史观。
 ▲三星堆遗址 自三星堆遗址发现以来，学术界就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和三星堆文化展开了持续不断的研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使我们对成都平原乃至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图景有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在三星堆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历史上，1986年的考古发现可谓是一个里程碑。现以三星堆祭祀坑发现 30 周年为契机，对三星堆文化所涉及的部分问题再做一些思考。 一 青铜器及其生产技术 三星堆文化作为一种青铜文化，其鲜明特征就是有大量种类丰富、风格独特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成都平原进入了青铜时代。也正是这些青铜器所具有的独特面貌与内涵，使三星堆文化与同时期的其他青铜文化相区别。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主要出自 1986 年发现的两个祭祀坑。[1]虽然目前尚未发现生产这些青铜器的作坊，但由这一青铜器群的庞大数量和鲜明的地域特点，可以推定它们是在当地生产而非域外传入。如此，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制造技术的渊源便是一个关键问题。
 ▲三星堆1号祭祀坑 在成都平原，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已出现了成批的城址，但并没有发现青铜器或与青铜器生产相关的遗迹，这不同于北方地区在青铜器大规模生产之前已出现小件青铜器或红铜器。目前所见的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明显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即除两个坑的青铜器外，无论是在三星堆遗址还是成都平原的其他同时期遗址，都没有更多的发现。不仅如此，青铜器的生产及产品还具有被社会上层严格专控的特征，即青铜制品被集中用于宗教或祭祀活动，而没有用于社会生产、生活等其他方面。如此种种，均显示出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是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制造的，很可能成都平原的青铜器生产技术也是突然出现，而非在本地逐渐发展起来的。 目前在成都平原发现的时代更早的青铜器，应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4件长方形青铜牌饰。1976年在高骈乡出土的1件嵌有绿松石，[2]1987年在真武仓包包出土3件，其中有1件也嵌有绿松石。[3]嵌绿松石的铜牌饰见于二里头遗址和甘肃天水，在国外还藏有多件。在新疆哈密则发现有未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对于此类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铜牌饰，学界讨论甚多。一种意见认为其来源可能与龙山文化等东方地区的文化有关。[4]但新的研究认为，从形制、镂孔、穿孔方式等方面看，成都平原的铜牌饰与新疆哈密的牌饰联系更为紧密，而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地可假定在河西走廊，岷江流域和白龙江流域则是沟通四川与河西走廊的两条通道。[5]这类牌饰风格相近，数量不多但却分布较广。三星堆遗址除这4件牌饰外并无其他同时期铜器，这类牌饰与后来的三星堆青铜器也缺乏关联，因而它们可能是从西北传入成都平原的早期青铜制品。
 ▲三星堆金色人铜像 除牌饰外，在川西高原也出土时代较早的青铜器。2008 年在四川炉霍宴尔龙石棺墓中出土直援无胡青铜戈，此类戈在郑州商城和内蒙古朱开沟遗址都有出土，宴尔龙的戈很可能是经半月形地带由北方传播而来。[6]
 ▲三星堆出土青铜戈 如果早期的青铜制品有可能从北方传入四川，那么铜器生产技术也有可能沿同样的路线从北方传入。事实上，早在三星堆青铜器群发现不久，学界就将三星堆的青铜文化与西亚青铜文化进行了比较。有研究认为，除了大型青铜人像、青铜神树外，还包括黄金面罩等，在类别和艺术风格上都与西亚的同类发现相近，因而三星堆文化应是在本地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商文化和西亚古老文明因素而形成的一种复合型文化;文化传播的路线可能是由西北到西南，考虑到三星堆还发现大量象牙和海贝，也不排除是经印度泊来的可能性。[7]在一些与近东文明相比较的研究中，三星堆文化与云南以及印度次大陆的联系也被进一步论及。[8] 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制造技术来自于北方的假设，首先与公元前第二、三千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相符。西亚是世界上冶金术最早起源的地区，西亚与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文化交流。在我国西北地区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揭示了这种东西之间的交流。最新的发现之一如甘肃张掖的西城驿遗址，那里可能是河西走廊的一个冶金中心，表明至迟在距今 4100 年前后河西走廊地区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冶金业。[9]如此，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生产受西北地区影响是完全可能的。三星堆的青铜器中还存锻打技术等，与中原商文化的主流技术也有不同，但却可能和西北地区有关。而由我国北方到西南的半月形地带，正好也在这个东西文化交流的路线上。 其次，这一推断也与成都平原史前文化发展、演变的背景相符。近年来，在岷江上游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茂县的营盘山遗址[10]和汶川的姜维城遗址，[11]以及成都平原北部的什邡桂圆桥遗址，[12]都存在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相关的文化因素。基于这些考古发现，学界先后提出一些新认识。如认为宝墩文化很可能与岷江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有关;[13]成都平原目前所见最早的文化是来自西北的仰韶文化晚期类型，同时受到了来自峡江地区的大溪文化的影响;[14]由岷江上游来的人群最初进入成都平原时主要在北部活动，随后向平原的腹心地区移动，并最终使社会向复杂化方向演进。[15]如果史前时期的人群移动和文化传播是由岷江上游到成都平原，那么随后的青铜制品和制造技术也可以沿同样的路线从西北进入成都平原。 相比于北方的传播路线，青铜器制造技术的南方路线则不甚清晰。虽然在三星堆遗址出土大量象牙和海贝，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确具有某种相似性，云南也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然而在云南并未发现与三星堆文化同时期的青铜器。而且，南线并不具备前述使北线显得更为合理的两大传播背景。 除以上线索外，也不能忽视三星堆的青铜器制造技术受东方影响的可能性。在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有多个地点发现了小件铜器或与铜器生产有关的遗物。在罗家柏岭曾出土 5 件铜器残片和铜渣，[16]在肖家屋脊出土铜矿石，[17]在邓家湾发现1件刀形铜残片和孔雀石碎块。[18]至少在三星堆文化以东的石家河文化中，已有使用或生产铜器的迹象。三星堆文化青铜器与东方的直接联系则是青铜尊和罍。三星堆的龙虎尊与安徽阜南的龙虎尊相同，其他兽面纹尊和罍与长江中下游的同类青铜器具有相同风格。因此，学术界早已提出，商文化由中原传至长江中游，再溯江传入成都平原。[19]既然三星堆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青铜器存在这种明显联系，那就不能排除其制造技术受东方影响的可能性。不过，三星堆与长江中下游相似的铜器主要相当于殷墟时期，时代较晚。 最后需要说明，假如今后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时代更早的青铜器，或是在成都平原发现三星堆文化之前的青铜器，那也同样需要将青铜器生产技术放在冶金术起源的大背景下来认识。 二 信仰与观念 三星堆文化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青铜文化，除了各类物质遗存所表现出来的独特面貌外，更在于它们所蕴含的独特观念。 三星堆两个坑出土的遗物应当都用于宗教、祭祀活动。学术界 30 年来就此进行了大量研究。笔者认为，以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以青铜人像为主的器物群用以表现祖先崇拜，而二号坑出土的以太阳形器、神树、眼形器、鸟等为主的器物群表现的是太阳崇。[20]这两群遗物表明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社会是王权和神权并存，这一信仰体系在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中依然清晰可见。这正是三星堆文化明显不同于商周文化之处。因此，三星堆文化的信仰和观念是认识三星堆文化和社会的重要内容。 虽然从目前的考古材料中还很难获知成都平原史前时期人们的观念，但在宝墩文化中并没有发现三星堆文化这类信仰的迹象。三星堆文化的这套信仰和观念更像是伴随着青铜器的大规模生产和使用而形成的。既然青铜制品被集中用于宗教活动，技术和观念相统一，那么两者更可能有相同的来源。 前述三星堆文化和西亚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并不只限于青铜器制造技术。这些文化中的青铜雕像、神树、金器，包括为学者们所关注的权杖等，所具有的功能近似。它们或象征政治权力，或用于某种宗教活动，最终都是服务于对社会的统治。有研究认为川西平原大型青铜雕像群的文化内涵与世界古文明青铜雕像一致，有可能从近东经南亚地区传播而来;神树从近东到南亚、川西也有连贯分布现象;川西青铜文化的某些风格源于近东文明。[21]在张掖西城驿遗址，除青铜器和冶金遗物外，也发现有权杖头。这些共同的权力象征物，表明川西地区与我国西北地区及近东的联系似乎更为明显。
 ▲三星堆出土神树
 ▲三星堆出土金杖 三星堆文化的信仰主要是太阳崇拜，以太阳形器、眼形器和鸟象征太阳，铜树为太阳升降之地。太阳崇拜在许多地区，包括西方古代文明中都普遍存在，在一些文化中太阳神还占据了突出的地位。除前述研究外，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陈列中还收集有不少古代西亚、埃及和印度的神树资料，其中一些神树便与太阳或宇宙有关。 但与三星堆文化相似的信仰和观念也见于我国东方地区的古代文化中。尤其是太阳崇拜，在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同样广泛存在。有学者专门就东方地区史前时期的太阳崇拜进行过考古学观察，相关区域和文化包括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中游的仰韶文化，涉及的材料有主要有陶器、玉器、骨雕和象牙雕;这也包括成都平原以北地区的材料，如陕西泉护村仰韶文化彩陶上的鸟和太阳。[22]这些材料中，除了太阳图案外，主要是借助鸟和一些几何图形来表达太阳崇拜的主题。与此相一致的是，三星堆文化同样以鸟表现太阳。但三星堆文化的眼形器和神树，如此规模的表现太阳崇拜的器物群甚至神庙等，并不见于上述的史前文化中。
 ▲仰韶文化鸟龙纹彩陶盆 除表现太阳崇拜的丰富资料外，在石家河文化中有大量玉雕人头像，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与三星堆青铜人头像风格较为接近者，尽管这两批时代有差异、质地也不同的人头像是否有相同的涵义还不得而知。 三星堆文化的观念受到东方影响的明确证据来自青铜容器。在三星堆文化中，尊和罍作为祭祀器物大量存在。三星堆器物群中还有顶尊跪坐的人像，以及四人头顶“方尊”的“神坛”。重尊和罍的传统在成都平原的青铜文化中一直延续到两周时期。前文已提到三星堆的大口尊和直腹罍与长江中下游的同类青铜器相同，重尊和罍也是长江中下地区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这两类器形最终来源于商文化。更重要的是，在商文化中，青铜容器是政治、宗教权力的工具。三星堆文化对尊、罍这类青铜容器加以吸纳并用于宗教、祭祀活动，这一观念来自长江中游、并最终源于商文化。 由此可见，三星堆文化的信仰和观念可能也有多个来源。三星堆文化正是在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基础上，汇集不同文化的新技术、新观念，最终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区域性文明。 三 三星堆文化的划分 三星堆文化是由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而确立的。长期以来，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年代，以及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构建，始终是研究的重点。学术界曾将三星堆遗址的遗存分为四期，时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23]随后，三星堆遗址的遗存被分为三期，其中的第二期遗存即为三星堆文化，时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到殷墟文化第一期;第三期遗存被命名为十二桥文化，时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至第三期。[24]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和认识的深入，成都平原的先秦文化被分为宝墩文化 - 三星堆文化 - 十二桥文化 - 上汪家拐遗存，其中的三星堆文化又被分为三期，年代为距今 3700年左右至殷墟文化第二期。[25]桂圆桥遗址发现后，又提出成都平原的文化序列为“桂圆桥文化(距今 5100~4600 年) - 三星堆一期 (宝墩) 文化(距 今 4600~4000 年) - 三 星 堆 文 化 (距 今4000~3100 年) - 三星堆四期文化 (十二桥) 文化(距今 3100~2600年)”。[26] 基于考古新发现的文化发展序列不断趋于完整，准确反映了各遗址的相对年代。这个序列在构建的方法和过程上也有其特点，一是主要立足于对各时段、各遗址出土陶器的梳理，二是更多地将不同遗址作为相对独立的阶段而相互衔接。后一个特点似乎反映了考古发现和相关认识的自然过程：较早发现三星堆遗址而确立了三星堆文化，随后发现了十二桥遗址群和宝墩城址群，由此确立的两种新文化正好与三星堆文化上下衔接。 但如果我们将各遗址的资料加以整合，那么就会发现在这个大的年代框架内尚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 问题一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铜牌饰，很可能是从其他地区传入而非本地产品，它们的出现也不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影响。如此，三星堆两个坑出土的青铜器群的生产和使用方标志着成都平原进入了青铜时代。但这批青铜器的时代仅相当于殷墟时期。这是否就意味着，目前所划分的三星堆文化有一段时间为前青铜时代?换言之，三星堆文化跨越了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如此，对于三星堆文化就不仅需要系统把握陶器的发展演变，更需要考虑包含着新技术、新观念的青铜器的出现对文化和社会所引发的深刻变革和长远影响。 问题二是，金沙遗址发现后被纳入十二桥文化。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象牙等，它们不仅风格与三星堆的同类遗物相同，而且表明该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具有相同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从这个角度看，二者或许同为三星堆文化。而如果将三星堆的两个坑及青铜器群归为十二桥文化，那么三星堆文化便很难被视为是一种发达的青铜文化了。因此，十二桥文化，尤其是十二桥文化早期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值得思考。[27] 我认为以上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并非单纯的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或界定，而是关系到如何认识当时成都平原的文化格局和社会变化。 四 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社会 相对于三星堆文化谱系和年代框架的构建，以及针对三星堆 1986 年发现的祭祀坑的研究，学界对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社会关注不够。我们多会认同三星堆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已出现了复杂社会，甚至形成了早期国家。但这样的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有何特点，与中原地区的早期国家有何异同?对于这些问题，也有一些研究通过相对有限的资料尽可能给予了系统、深入的阐述，如三星堆文明时期从酋邦到国家的演化，以及三星堆神权国家的运行机制等。[28]但此类研究还不多。探讨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社会，也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应当摆脱文献中关于蜀王世系的记载的影响，这类记述多为传说，反映当时社会的信息也有限。它们有可能将研究引向并不可靠的世系考证，而妨碍我们运用考古学的方法通过考古材料得出有关当时社会的有价值的认识。二是应当避免概念化。套用过多的概念同样会影响我们对材料做出具体深入的分析，并产生认识上的隔膜。对于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社会，我们应当立足于考古资料，运用考古学的方法获取独立的认识。 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出现了成群的城址，文化有了深厚的积淀。到了三星堆文化时期，三星堆城址变得更为复杂，现在已知有大城，大城内的北部又筑有小城。除祭祀遗存外，还在青关山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但对于三星堆文化而言，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很多新因素，尤其是开始生产和使用青铜器。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新因素包含了新的技术和观念，它们是三星堆文化最为核心的内容。可以想见，与使用青铜器相伴随的，还有人群的迁徙与流动、不同文化的影响与剌激、远程的交往与控制，等等。或许正是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的激荡，改变了成都平原的文化和社会面貌，并成为早期国家形成的契机。 注释：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 年。 [2] 敖天照、王有鹏： 《四川广汉出土商代玉器》， 《文物》 1980 年第 9 期。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 《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四川考古报告集》，第 78~90 页，文物出版社，1998 年。 [4] 王青： 《镶嵌铜牌饰的初步研究》， 《文物》 2004 年第 5 期。 [5] 陈小三： 《试论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 《考古与文物》 2013 年第 5 期。 [6] 施劲松： 《川西石棺墓中的铁器》，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 《南方民族考古》 第 10 辑，第 21~229 页，科学出版社，2014 年。 [7] 霍巍： 《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四川文物》 1989 年 《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8] 段渝： 《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第 300~338、411~414 页，中华书局，2007 年。 [9] a.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 《考古》 2014 年第 7 期; b.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 2010 年发掘简报》， 《考古》 2015 年第 10 期。 [10]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成都考古发现 (2000)》，第 1~77 页，科学出版社，2002 年。 [1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四川汶川县姜维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2006 年第 11 期。 [1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 《四川什邡桂圆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文物》 2013 年第 9 期。 [13] 江章华： 《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新发现的几点思考》， 《四川文物》 2004 年第 3 期。 [14] 万娇、雷雨： 《桂圆桥遗址与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发展脉络》， 《文物》 2013 年第 9 期。 [15] 江章华、何锟宇： 《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析》，《四川文物》 2016 年第 6 期。 [1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 1994 年第 2 期。 [17]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等： 《肖家屋脊》，第 236 页，文物出版社，1999 年。 [1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邓家湾》，第 243 页，文物出版社，2003 年。 [19] 李学勤： 《商文化怎样传入四川》， 《中国文物报》1989 年 7 月 21 日第 4 版。 [20] 施劲松： 《三星堆器物坑的再审视》， 《考古学报》2004 年第 2 期。 [21] 段渝： 《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代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 [22] 牟永抗： 《东方史前时期太阳崇拜的考古学观察》，《故宫学术季刊》 第 12 卷第 4 期，1995 年。 [23] 陈显丹： 《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 《南方民族考古》 第 2 辑，第213~231 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年。 [24] 孙华： 《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 《南方民族考古》 第 5 辑，第 10~24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年。 [25] 江章华等： 《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 《考古学报》 2002 年第 1 期。 [26] 万娇、雷雨： 《桂圆桥遗址与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发展脉络》， 《文物》 2013 年第 9 期。 [27] 施劲松： 《十二桥遗址与十二桥文化》， 《考古》2015 年第 2 期。 [28] 段渝： 《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南地区先秦两汉冶金遗址调查与研究” (批准号：15ZDB056) 第三子课题“西南地区的青铜器生产与早期文明”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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