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文化内容的生产者，并通过社交媒体公开传播。文化生产者通过传播自己的文化内容，以实现自身所拥有的潜伏文化资本向权力的转变，这个过程是通过塑造文化偏好而获取文化权力实现的。

　　文化资本—权力资源

　　在互联网时代，微信已经成为大部分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社交工具，在微信中存在着我们的“联系人”，既有强关系也有弱关系。可以说：微信已经把我们的社会关系编织成了一张网，我们在微信中完成了一定社会资本的积累。

　　而在微信朋友圈中，潜伏的文化资本之所以能够转化为权力，是建立在这一社会关系网所营造的权力场域基础上的。

　　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以三种不同的状态存在：

　　以一种身体化的状态存在，人们通过理解就能“消费”文化产品;

　　以涉及客体的客观化的形式存在，比如书籍、艺术品、科学仪器;

　　以机构化的形式存在，人们通过取得教育文凭占有文化资本。

　　在微信朋友圈中，身体化的理解使人们能够轻易地实现文化产品的传播，客观化和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决定了谁可以在朋友圈中生产有效的文化产品，从而使得朋友圈中的关系在文化层面存在不平等性，进而使文化资本转变为权力成为可能。

　　在微信朋友圈这个权力场域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化内容的生产者，但是文化内容所蕴藏的权力资本是有差异的——文化内容必须转化为文化产品，才能再转化为权力。文化内容只有具有可理解性和拥有一定量的受众，才能实现向文化产品的转变。这一批受众对生产者所生产的内容进行“消费”，对此内容表示认同则形成支配性权力，反对则形成反支配性权力。

　　文化资本的占有量决定了文化生产者的可以获得权力的最大限度，事实上在微信朋友圈进行了文化阶级划分。在这一权力场域里，由经济决定的社会阶级不一定与文化阶级完全重合，文化客体资源和教育文凭是划分的主要依据。

　　正如布尔迪厄所观察到的情况：扩大的英才教育的受益者不再是资本家，而是具有文化资本的专业人员家庭的孩子。文化客体资源占有量大和具备高教育文凭的人往往处于统治阶级地位，文化客体占有量小和低教育水平的人则处于被统治阶级的地位。

　　在朋友圈中，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占有会导致那些在文化资本方面具有优势的阶级、集团或个人往往能够通过生产文化产品的方式操纵与诱导被支配者，改变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阶级、集团或个人的精神世界，使从属者自愿服从支配者。

　　在微信朋友圈中，虽然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发布文化内容，但是由于文化资本占有量的差异，这种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具有“质量”上的差异——这种“质量”上的差异导致塑造偏好的可能性不同，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往往能吸引更多受众，以塑造他们的偏好;而“质量”低劣的文化产品吸引的受众数量太少甚至为零，这样它所能转化的权力则极大地受限。

　　在权力竞争中，吸引受众多的一方占有更多的权力，成为这一权力场域的统治阶级。又根据文化统治阶级各行为体参与微信朋友圈权力分配方式的不同，划分为直观的统治阶级与潜在的统治阶级。各行为体参与微信朋友圈的方式有三种：发布文化内容、评论与点赞。

　　直观的统治阶级最显著转化文化资本的方式是发布文化内容，他们也喜欢评论和点赞他人的文化内容，用自己具有倾向性的文化语言塑造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偏好;这一统治阶级是暴露的，最易识别，具有极强的表现欲与控制欲。

　　而潜在的统治阶级虽然占有大量的文化资本，但是他们并不直接展示，在朋友圈并不生产任何文化内容，但是他们可能依旧保持着刷朋友圈的习惯，查看其他行为体在朋友圈的活动，这种力量存在并且能为其他行为体所感知，同样能够转化为权力，只是这种权力是被动的，是其他行为体由于微信朋友圈以外的了解而生成的。

　　比如：你的微信好友里面存在学者专家类型的关系，他们在朋友圈从来不发布任何文化内容，也不评论和点赞，但是偶尔会在生活中提及你在朋友圈发布的文化内容，这样就形成了对你的文化支配，时刻提醒着你朋友圈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

　　朋友圈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对你的好友进行分组，通过分组可以实现哪些人可以看见你发布的文化内容，哪些人不可以看见。这样实则上是建构了多个权力场域，在不同的场域中，文化生产者所占据的文化资本比例不同，所处的文化地位也不同。

　　文化生产者往往通过灵活运用这一功能，实现自身权力转化的最大化。明智的选择是在文化资本占有比例低的场域充当潜在的行为体，而在文化资本占有比例高的场域充当直观的行为体。

　　比如，在高中同学分组中，一方为“985”高校学生，而另一方为普通二本学校学生，那么“985”高校学生在文化秩序中则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

　　在这一案例中，教育文凭制度对文化资本的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有效的基点在于社会承认。

　　微信朋友圈文化资本是建立在社会资本基础之上的，一种文化成为资本是因为这个社会关系网对这种文化的认可。

　　当前朋友圈承认的文化主流依然是高雅文化，比如具有思辨性的哲理、具有特殊美感的音乐与舞蹈等，当下文化统治阶级也多是这一类型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他们运用文化资本以获得支配性权力。

　　但是，随着被支配者主观能动性的增强与觉醒，这种文化日益受到挑战，反支配的权力与思潮兴起。

　　《新周刊》公众号2017年8月14日的一篇文章就反映了这一现象：

　　在这篇名为《你在别人朋友圈里看傻子，装傻的人在人生巅峰笑着看你》中，作者抛出一个观点，“曾经的秀炫晒其实是自以为是的小聪明，装傻才是深藏功与名的大智慧”。

　　在这里，“秀炫晒”可以理解为高雅文化的展示，“装傻”则是对高雅文化的反支配。

　　作者举例说：在两年前发一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会收获很多评论和点赞，但是现在可能会被批评为“作”。

　　现在朋友圈的支配性文化产品已经被插科打诨、装傻充愣的动态占据，“朋友圈从装文艺的做作变成了傻乎乎的日常”。这说明微信朋友圈的文化被统治阶级已经不满于被支配的地位，他们企图通过重新建构一种非高雅的文化秩序，打破文化统治阶级对文化资本的垄断。

　　布尔迪厄的文化与权力理论是实用主义的，他试图用文化资本的概念解释权力运行的过程;他认为“所有的行为本质上都追逐自我利益”。

　　在微信朋友圈的权力场域中，文化生产者努力生产文化产品，其目的在于获取更多的关注和受众，通过展示自身的文化资本以得到支配性的权力。

　　发布朋友圈动态、评论或点赞这些朋友圈的互动方式属于布尔迪厄建构的“策略”概念范畴，文化统治阶级采取这些策略形成对被统治阶级的精神支配。

　　但是，始终要明了一个基本点：文化资本的存在以社会资本为基础。在微信朋友圈中，社会关系与社会认可是文化产品能够为受众所接受的先决条件。

　　群体中的社会认可是以少数服从多数为标准的，一个权力场域中只能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权力与意识形态，多样化意味着斗争，也就是支配性权力与反支配性权力的斗争。

　　研究微信朋友圈的文化资本存在形式与转化为权力的流程，是在微观上洞察整个大社会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关系以及文化资本对权力构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