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举办的一场图书博览会上，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书局编审程毅中拿起自己的手机，对着一个二维码轻轻一扫，将《中华经典古籍库》第四期推送上线。从最初的一家出版社、300种书、2亿字，到如今的7家出版社、1200多种书、7.5亿字，随着联合脚步的加快，古籍出版的“大数据”时代越来越近了。(2月13日 《光明日报》)

　　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作为文明传承的最重要载体，对于古籍的整理、编辑和出版对于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目前的古籍整理，大致包括选择底本、影印、校勘、辑佚、标点、注释、今译、索引、序跋和附录等十个环节，环环相扣，要求严格。同时古籍整理还面临整理学术与出版队伍相对分散、缺少统筹和系统性规划、出版周期长、出版物市场小等限制性因素，因此古籍整理的工作难度相当之大。

　　由中华书局牵头推动的《中华经典古籍库》项目，至少要收入3000种高质量的古籍经典，把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的古籍整理图书都囊括进来，这个目标非常远大。想要实现这一目标，依靠传统的整理与出版方式显然是不行的，仅凭中华书局一家之力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如今，选择将《中华经典古籍库》项目数字化，并联合凤凰出版社、齐鲁书社等多家有实力的出版社进行资源共享、项目共建，探索出了古籍整理与出版的一条新路。

　　建设古籍“大数据”与中央对于古籍整理的指导精神是相符的。2016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评审会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划出了“十三五”期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点，其中将古籍数字化作为“五大重点工作”之一，提出要基本建成整合30亿字规模的国家级古籍整理出版数字平台。如今，《中华经典古籍库》项目已经收录1200多种书、7.5亿字，正在朝着这一目标迈进。

　　建设古籍“大数据”的好处是多样的。首先能够集中各方合力，破解单家出版社单打独斗所面临的资源匮乏、人手短缺和资金投入等难题;其次有助于减轻出版压力，降低整理和出版的成本，更加便于传播，实现统筹和系统性整理;第三则更利于古籍资源的保护，将经典古籍收录进数据库，就能够避免书籍破损、丢失或意外造成的文化资源流失。

　　古籍特别是经典古籍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既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是文明血脉延续的依托，也承担着文化传播、文化考证以及收藏价值，是中华文化的底蕴所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实施国家古籍保护工程，完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定制度，加强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充分说明国家对于这项工作的重视。建设古籍“大数据”，是互联网时代古籍保护工作的必然发展趋势，更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我们要不断探索可行的方式，保护好中华古籍，延续中华文明的传承血脉。(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