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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革命:宗教改革五百年
  中国城市文化网  时间:2017-11-15    www.citure.net  来源:www.citure.net    收藏本页
      

  正如中国印刷术最早被运用于佛经,谷登堡印刷机的处女作便是基督教的《圣经》,这种42行本的《圣经》也被称作“谷登堡圣经”。从谷登堡开始,《圣经》几乎成为印刷机的唯一产品,因为中世纪的欧洲有无数狂热的信徒。但随着不同版本不同语言的《圣经》如雨后春笋般纷纷面世,却摧毁了一个由教廷和拉丁文一统天下的中世纪。谷登堡印刷机堪称上帝的杰作,传播福音几乎成为它唯一的功能。

  在《圣经》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通俗读物,从几句圣徒语录的单页传单,到改编自圣经故事的各种小册子。文字和书籍前所未有地沦落凡间,从珍贵的羊皮卷变成了低廉的读物,从少数贵族和教士扩散到最广泛的社会各阶层,每个人都可以直接聆听上帝的教诲。

  在中世纪,天主教是“罗马帝国的幽灵”。虽然没有军队和警察,从某种程度上,罗马教廷延续了罗马帝国对欧洲的统治。教会和修道院控制着欧洲三分之二的土地。正如教会保存了大量文字和书籍,教会也一直是谷登堡的重要客户和资助者。早在印刷《圣经》之前,谷登堡就为教会印刷了大量赎罪券;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印刷数量巨大的赎罪券的需要,谷登堡印刷机才得以迅速发展扩散。

  

  1514年,勃兰登堡的阿尔贝特为了购买美因兹地区大主教的职位,以修建圣彼得大教堂的名义发行赎罪券,大肆圈钱。3年之后,即1517年10月31日,身为教士的马丁·路德将批判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腾堡教堂门口。这本是教士们内部进行学术交流的常事,但令路德没想到的是,仅仅半个月时间,这篇拉丁文文章就经过印刷机传遍了整个德意志,一个月内传遍欧洲。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就从这张“可怕的”传单开始。

  《论纲》的核心就是反对教会用赎罪券敛财。“赦免之权只在上帝,教皇无权赦免任何罪债。”路德提出以真诚的信仰来取代虚伪的善功,“因信称义”,以《圣经》的权威来取代教会的权威,以上帝的恩典来取代教皇的专制。“唯独信仰!唯独圣经!唯独恩典!”路德本想点燃一根火柴暖和一下自己,谁知却点燃了整个森林。此后10年间,印刷出版的各种小册子多达600万本,其中三分之一为路德所著。“印刷业和印刷品更广的传播使辩论走出相对孤立的小空间,成为一场普遍的运动”。

  

  路德时代的德国根本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正因为缺乏统一的抄书行会,印刷才得以诞生。当时德国每年流入罗马教廷的财产超过政府税收的20倍,《论纲》在德国引起广泛的共鸣,路德和德国贵族决意要摆脱罗马教廷的掠夺和统治,建立独立的国家教会,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祈祷,这就是改变西方世界的新教运动。

  之后6年,路德用德文翻译了《圣经》,用海涅的话说,“从一种已死的、已埋没在地下的语言,译成了另一种还完全没有出生的语言”;德语从一种蛮族语言变成了一种高雅的文字,路德也因此成为“德文规则的起草人”。德国人第一次看到用自己的母语写成的《圣经》,每个人都可借助德文版《圣经》与上帝直接交流。“这部路德译的《圣经》,通过新发明的印刷术,通过这种黑色的艺术,以成千上万的印数散布到人民中去以后;这路德式的语言在不多几年内便普及到全德意志,并被提升为共同的书面语言。这种书面语言今天仍盛行于德国,并赋予这个政治上宗教上四分五裂的国家,以一种语言上的统一。”在短短的4年间,路德编写了30本书,总共印行了30余万册;德文《圣经》在两年中总共再版了80次,其中有66种是盗版。1513年,德国印行的图书只有90种,1518年增加到146种,1523年达到944种。随着印刷和出版逐步分离,新兴的法兰克福书展对整个欧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历史学家杜兰所说,“谷登堡使路德成为可能”。毫无疑问,没有比印刷更快更好更有效率的传教方式了。就连路德也赞叹道,印刷术是“神的恩典的最大和最极致的显示,福音的影响通过它得到传播”。

  实际上,路德并不是第一个反对赎罪券的,但之前的反对者没有印刷机,结果在他们的思想尚未传播开之前便被教会烧死了。印刷这奇妙精微的新艺术,使每个人都求知若渴,同时不免惊诧于自己先前的蒙昧。因为路德,兜售赎罪券的人没有了,推销《圣经》的人随处可见。在漫长的中世纪,虽然人们无比虔诚地信奉上帝,但却没有多少人见过《圣经》;甚至说,《圣经》几乎跟“禁书”一般,任何争论圣经的人都将被视为“异端”而活活烧死。教会向来拥有对《圣经》的绝对阐释权,由圣热罗姆修订的4世纪拉丁语《圣经》是唯一的《圣经》。时过境迁,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等于打破了版本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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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印刷《圣经》的泛滥,教会逐渐失去了对《圣经》的垄断,教会势力被大大削弱。一份1583年的《殉教者书》中写道:“教皇要么必须废除印刷,要么就得另找一个世界去统治;不然在这个世界上,印刷必定会推翻他。”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抗争,罗马教会终于承认了新教(路德派)的合法地位,并且确定了“教随国定”的原则。

  从权力角度来说,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是“我们应该服从上帝而不服从人”。“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宗教僵化的连续性、传统对过去及对死人智慧的崇拜。这场运动摧毁了保守主义的巨大根基,并使得社会加速变化,独立思想开始出现。”

  1611年,由54位学者翻译并由英国国王詹姆士钦定的《圣经》正式出版。1623年,第一本对开印刷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前者包括1万个不同的英语单词,后者多达3万个,而现在英语常用词汇也不过2000个左右。因此,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英语的世界性地位正是由这两部印刷书确立的。这本没有任何注释的《圣经》成为文字世界无与伦比的利器,从英国内战到美国民权运动,《圣经》为反抗暴政提供了无尽的力量和理由。如今,每年由基甸基金会向全世界发放的“詹姆士王圣经”达6300万本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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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教革命中的阅读与启蒙

  宗教改革是一场思想启蒙,也是一场阅读革命。因为路德的出现,“教堂的时代已成过去,印刷机的时代开始了”。

  英国新教改革运动活动家约翰·福克斯在《殉道者》一书中写道:“上帝不再使用刀剑去征服他那地位显要的敌人了,他现在的武器是文字、阅读和印刷。”教堂是口语化的,阅读将宗教变成一种书面语文化;对每个人来说,信仰与思维发生了相互作用,信仰改变了思维,思维也改变了信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宗教始终是印刷产品的最大宗主题。“直到1900年,宗教书籍的出版数量(起码在英国)才首次被其他书籍超过。”

  文字与宗教一起,也成为欧洲君主制革命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助产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开始、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基督教会的分裂这三大历史事件,宣告了旧的大一统理想的终结。”

  比路德稍晚几年,茨温利发布《六十七条论纲》,在瑞士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狂潮。受路德和茨温利的影响,加尔文于1536年出版了《基督教原理》,并在日内瓦创立新教加尔文宗。“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神父”,具有极高识字率的日内瓦成为现代第一个“靠严格的自律,使个人自由和平等相结合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基础,是追求道德完美的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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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教徒崇尚勤劳、俭朴和积极向上,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劳而获,更关注现世而不是来世;他们认为世俗义务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而工作和劳动是人生最大的责任。“如此赋予俗世职业生活以道德意义,事实上正是宗教改革,特别是路德影响深远的一大成就。”恩格斯发现,“在路德遭到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一大批冒险进取、克勤克俭,对社会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信徒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代表。后来,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郑重指出,整个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正是源自这种宗教信仰。

  与韦伯齐名的桑巴特在《犹太人和现代资本主义》中进一步指出:清教就是犹太教。与偶像崇拜的佛教不同,犹太教的“摩西十诫”中禁止“雕刻偶像”,这使得犹太人的上帝仅存于文字中,或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必须阅读,并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因而犹太人成为最热爱阅读的民族。作为一个长期以来漂泊不定、没有固定生活空间的民族,犹太人的生命空间是基于《圣经》而延续的。《旧约全书》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圣经。马克思说,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关于犹太人,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说:“欧洲受犹太人的帮助颇大,尤其是德国人……犹太人的思想影响到哪里,哪里的人便会被教以更精密的分析、更敏锐的辩论,书写更清晰更精简。”犹太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说:“发财致富对犹太人来说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是达到真正的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根本不是他的内在目标。一个犹太人的真正愿望,他的潜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使自己进入更高的文化层次。”犹太民族对现代世界的贡献极其卓越,马克思于哲学、卡夫卡于文学、弗洛伊德于心理学、爱因斯坦于物理学、罗斯柴尔德于金融、沃克菲勒于商业,无一不是开创性的。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作为犹太人国家也是现代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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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伯说,“在近代的企业里,资本家与企业经营者、连同熟练的上层劳动阶层,特别是在技术上或商业上受过高等教育训练者,全都带有非常浓厚的基督新教的色彩。”社会学家默顿提出,新教精神也是英国科学的主要动力源泉,科学探索是“赞颂上帝”的最可贵努力。“清教主义和科学最为气味相投,因为在清教伦理中居十分显著位置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也构成了近代科学的精神实质。”一份统计资料显示,虽然清教徒在英国占少数,但皇家学会68名会员中,清教徒却占42位。欧洲天主教徒总人口是新教徒的3倍,但在著名科学家中,清教徒人数却超过天主教徒。对于西方文化的“祛魅”而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至关重要,这为西方理性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理性和独立作为新教的美德,与阅读密不可分。“新教徒们比天主教徒有更多的书,新教从业人员平均拥有的书是天主教相对应人员的3倍,这比例和商人、艺人及低级文职人员一样。在那些被划为‘资产阶级’的阶层中,加尔文派的书房比天主教的大9倍。” “在信奉新教的国土上,到处都开设了学校,他们花费大量宝贵时间阐释教义,但除神学外,他们也传授一些其他知识。他们鼓励人们阅读,从而促使了印刷业的蓬勃发展。”《比利时忏悔录》(1561)在加尔文信徒中不胫而走,书中写道,自然是“我们眼前一部最美丽的书籍,在这部书里,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无论大小,都是向我们展现上帝昭示给我们的无形之物的字母”。

  “人必须为真理而战。”印刷术被马克思称为“新教的工具”,其实它还是国家的工具、资本主义的工具和民主的工具。新教革命引发了一场全民阅读运动,并由此发展为宗教民主运动,每一个“上帝的公民”都可以通过阅读《圣经》来直接理解上帝,发现真理,而不需要任何权威专家和中间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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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天主教徒相比,新教徒不仅拥有较高的识字率,而且具有更强的阅读能力,而阅读能力是现代人的基本标志之一。“新教教派之所以多如牛毛,盖源于这样一个观点:《圣经》所言绝对不会出错。”一个人的阅读取消了口语传播的教堂,使人在孤独中面对自我,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被激活。新教传播了关于自由、自治和平等的现代观念,并通过信仰建立了最早的公民盟约关系,这种精神经典地体现在《五月花号公约》中。在美国殖民地时代早期,每个牧师都会得到10英镑来启动一个宗教图书馆;清教徒对文字和书籍有着宗教般严肃甚至神圣的感情,“《圣经》是所有家庭的必读书,因为这些人都是新教教徒,他们和路德一样,相信印刷品‘是上帝天恩的最高表现形式,耶稣的教义将借此被不断推广’”。

  伯兹曼认为,天主教有利于诉诸华丽的装饰、美妙的音乐和绘画,而北欧作为新教地区,比较注重词语,并发展出以文字文本为基础的现代民主政体:没有君主的神圣权力,没有神秘主义,仅仅几页纸的文本——美国宪法。换言之,美国宪法、独立宣言和圣经,这三份被广泛印刷的文件,构成美国的根基。

  新教是一种倡导文化知识、倡导晚婚、婚姻生活、少要孩子、多受教育、期望长寿的宗教,新教对这一切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文明是知识、文化和制度结合的产物,……新教对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总的来说贡献的是合适的文化,而英国新教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则是制度上的,它建立了立宪政体,以及一个非神权的、更宽容的教会,并使教会成为社会而不是国家的一部分。

  19世纪的德国法学家吉尔克指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现代社会里,个人主权与国家主权并存:一方面,个人从家庭、宗族、地域和宗教如同的阴影下独立出来,成为社会基本单位和法律保护对象;另一方面,民族国家成为现代社会的权力中心。“加尔文与路德关于人的学说,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们为这样一种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能把人自身的幸福视为其生活的目标,人只不过是为达到其自身之外的某种目标的一种工具,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强大无比的世俗权威和规范、国家、事业、成就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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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是,新教运动的压力迫使罗马教会不得不进行内部改革,“耶稣会”登上历史舞台。耶稣会试图重新恢复天主教徒的美德——清贫、贞洁、服从,他们创办大学和医院,投资工商业,研究科学,教育青年,传播古典文化,培养了一大批的思想保守,但信仰坚定的知识分子。这些不穿盔甲的传教士作为现代十字军骑士,不远万里,游走世界,出入宫廷,关注科学。利玛窦、卜弥格、汤若望、南怀仁、蒋友仁、郎世宁等,成为17世纪中国与西方交流的真正的“世界公民”。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年初,利玛窦写道:“在中国,通过我们的科学,就能收获累累硕果。”5月12日写信要求耶稣总会“派数学家并随身带科学书来北京”。

  耶稣会作为最有学问的宗教组织,早在创立人西班牙的罗耀拉起草会章之际,就已经呼吁有系统地搜集、传递、出版各类信息。耶稣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从1534年创设起,一直到1782年普遍遭到镇压为止,近250年间,共出版了5600种科学方面的著作,包括医药、地理、农学和自然史等。1735至1795年间,北京的耶稣会士总共翻译了400多种中文作品。利玛窦、白晋和殷弘绪等人写了卷帙浩繁的报告,寄给他们在法国的上级,促成首座全球信息网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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