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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治理能力排行榜及解析
  中国城市文化网  时间:2016-4-29    www.citure.net  来源:中国城市文化网    收藏本页
      

   通过应用修正后的中国地方治理能力评价体系,结合相关的公开统计数据,对15个副省级城市的保障能力、调控能力、财政能力、参与能力分别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计算了15个副省级城市的治理能力。根据各城市治理能力总体得分、分项得分,提出了今后进一步提升各城市治理能力的对策措施。

  理论模型:中国地方治理能力评价体系。

  核心指标:保障能力 调控能力 财政能力 参与能力

  测评范围:15个副省级城市。

  测评方法:主观赋权法、功效函数转换法。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各副省级城市所属省份的省级统计年鉴。

  重要发现:

  ·治理能力排名前5位的城市为深圳、宁波、杭州、济南、厦门。这5个城市中,绝大多数具有相对较高的保障能力。其中,除济南市的保障能力在15个城市中排在第9位外,余下4个城市的保障能力均排在前5位之内。

  ·治理能力排名末5位的城市为沈阳、成都、哈尔滨、西安、长春,这5个城市中,绝大多数的财政能力、调控能力排名靠后。其中,除成都市财政能力在15个城市中排在第10位外,余下4个城市的财政能力均排在末5位;除沈阳市的调控能力排名靠前外,余下4个城市的调控能力均排在末5位。

  ·当前,15个副省级城市人均GDP水平与治理能力显著正相关(Spearman相关系数为0.768,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为此从长远看,以治理能力的提升来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促进各城市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重点路径选择。

  测评结果: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高效、成熟、定型的高水平国家治理体系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而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高,也有助于充实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对治理能力进行深入研究、科学评估,能够为完善治理体系提供有益参照,同时也是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智力支撑。

  当前,测度中国县市治理现状,发现县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于了解和提升中国县域地区治理能力,以及推进整个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这也是我们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坚持对县市治理能力展开测评的主要初衷。同时,处于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县市之间的地市一级,在区域经济调控、要素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整、城乡发展统筹等方面有着异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对其治理能力的研究和评价同样意义重大。

  实施改革开放后,为了更好地发挥重要城市在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在部分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基础上,设立了15个行政级别相当于副省级管辖权的城市(最初为16个,后其中的重庆市被划为直辖市)。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15个副省级城市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利用外资额等均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对周边城市产生了巨大的示范带动效应,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继而促进中国发展新旧动力的顺利转换,在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而紧要。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推进这些在发展阶段、发展模式等方面都极具代表性的副省级城市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无论从全国层面来看,还是从区域的视角来审视,其重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对这些同等“量级”的城市治理能力进行测评具有更强的可比性。

  人民论坛测评中心此前曾对15个副省级城市的治理能力进行了测评、排名和比较分析,测评报告刊发后,引起各界关注和网络媒体的广泛转载。那么,经过一年的治理创新与转型发展,15个城市在治理体系的构建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又引起了治理能力上的哪些变化?为弄清这些问题,此次,我们以调整后的中国地方治理能力评价体系为理论模型,应用2015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15个副省级城市所在省份的省级统计年鉴提供的公开统计数据,再一次对15个城市的治理能力进行了测评、排名、比较和进一步分析。

  我们希望通过持续性地开展这种系统性的研究,对各城市的主要做法、有效经验进行探索,并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视角,为促进各城市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提供参考和借鉴。我们也希望借助于测评工作的开展,能够促进各副省级城市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理创新实践活动,并为其他城市做出示范。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依据与数据的选取

  为客观分析和比较地市治理能力,应选取兼具代表性和可得性的数据指标,并通过定量分析,准确、科学地测量地市治理能力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为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吸收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更需要充分考虑当前我国副省级城市区域内经济社会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及其涉及领域。

  在构建治理能力测评理论模式过程中,我们主要遵循了全面性、系统性、敏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动态性六个基本原则。以用最适宜的指标来客观评价治理能力为导向,以我国副省级城市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为前提,以“善治”理念为指导,在借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现代财政学和公共选择经济学基本理论基础上,搭建了保障能力、调控能力、财政能力、参与能力四个一级指标及养老保险参保率、人均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增长能力等衡量四个一级指标的共七个二级指标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在指标数据选取方面,又是充分建立在数据的可得性之基础上,具体选择的指标数据说明如下。

  保障能力

  社会保障被视为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福利经济学理论认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能够使人们在年老、生病、失业、工伤、生育等特殊时期得到应有的扶持和帮助,而且能够大大降低人们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使人们的消费、投资(包括人力资本投资)等经济社会行为更加理性、更具有可持续性。结合数据可得性,我们选择以各城市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在非农业人口数中占比)、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在非农业人口数中占比)、失业保险参保率(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在非农业人口数中占比)来综合反映。

  调控能力

  作为宏观经济学四大要素之一的宏观调控,被视为政府部门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仅打消了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者试图“炒作”中国的野心,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大规模经济衰退在国内的出现。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来势汹汹,在国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央通过制定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全面拉动内需,使得中国的经济实现了V形反转。这些都充分地体现了中国政府部门具备良好的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性。尤其需要指出,由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是以“善治”为核心的治理理论的重要理念之一,也是当前政府职能转型的核心和重点。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作为间接干预经济社会工具的宏观调控,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较之前也更为突显。当然,一般来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实施调控时所采取的两个主要的工具,而诸如物价水平、经济增速乃至增长水平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调控的结果。进一步而言,从这两个主要的政策工具来看,因利率调整多是基于全国层面的,所以货币政策,更多时候为中央层面所采取。在省、市、县等地方层面,政府部门主要还是通过实施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社会的运行。也正因此,在调整后的中国地方治理能力评价体系中,我们选择以各城市的人均财政收入水平,来衡量各城市的调控能力。

  财政能力

  不断提高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是实现以“善治”为核心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之一。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其自身所具有的财政能力。一般来说,衡量政府部门财政能力高低,有两个最为核心的因素必须予以考虑:一是财政收入的增长能力;二是财政收支平衡能力。自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关系逐渐厘清,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部门的日常财政收支,更主要地依靠本级政府部门自行解决。为此,我们选择了以各城市的财政收入增长能力、财政收支平衡能力来综合反映,并进一步选择以各城市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度增长率和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年度平衡率来分别代表上述两个指标。需要说明的是,财政收支平衡能力是逆向指标,即其数值越大,反映的财政收支平衡能力越低。而关于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度增长率和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年度平衡率的计算公式,则分别如下: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度增长率=(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上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上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00%

  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年度平衡率=|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00%

  参与能力

  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在对传统集体行动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了一群相互依赖的个体如何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并且成功地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自此以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公共事务的管理必须依靠政府部门才会更有效率这一传统论断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个案和事实所打破,群众参与、群众自治的重要性也逐渐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同时,以“善治”为核心的治理理论之所以能够最初形成,也与群众参与治理的重要性逐渐在学术界得到应有的重视有着莫大的关系。结合曼库尔·奥尔森教授对“集体行动”和“集团”所下的定义,并以集中突出和强调关于治理的“能力”为导向,以数据可得性为参考,我们选择以各城市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为便于论述,简称“公共部门”)从业人数在年末单位从业人数中的占比来反映。

  指标权重的设定方法与结果

  经过一年的发展,各副省级城市在经济社会等领域均有了新的变化和进展,因此我们并没有沿用上一年的副省级城市治理能力测评中所设定的指标权重系数,而是采取同样的设定方法,对指标权重进行了重新确定,即在权重系数调节的具体操作上,我们采取了有事先提示的专家调研法,邀请社会保障、宏观经济、财政学、公共管理四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各8名,以及16名在重要岗位上任职的地方党政干部,让他们分别给各指标打分,并且明确告知他们要更多地考虑以“善治”为核心的治理理念及各副省级城市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指标权重的计分方法是:我们列出待赋权重的指标,要求他们对同一层级的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如果专家认为甲指标比乙指标重要,那么就给甲指标计1分,乙指标不计分)。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指标“打败”其它指标的次数越多,所得的分数就越高。当然,这样的打分工作是在一、二级指标层面同时展开(在开展下一轮打分工作前,我们都将每个指标在上一轮打分中所得的平均得分告知打分者,以供其参考)。将这样的打分工作进行五轮后,我们将各指标在每轮中的得分相加,再进行相应调整,就得到了各指标的权重系数(见图1, P10)。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为了增强测评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比性,在对指标数据的选择和设定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此前测评研究中连续应用过的具有单调性和凸性特征的指数功效函数,对七个二级指标数据分别进行了无量纲化和标准化处理。该功效函数的具体形式如下:

  该功效函数中, d是量化后的得分,我们将其区间控制在了60-100之间, x是观测值,也就是各指标数据的实际统计值, xh是满意值, xs是不允许值。一般来说,对于正向指标(数值越高,反映了“能力”越强),满意值取指标数据中的最大值,不允许值取其最小值;而对于逆向指标(数值越高,反映了“能力”越差),满意值则取指标数据中的最小值,不允许值取其最大值。经过功效函数的转换之后,就可将各城市的指标数值全部转换为60-100之间的得分。因此,在我们构建的中国地方治理能力评价体系中,财政收支平衡能力的观测值越大,得分越低;其他六个二级指标则相反,观测值越大,得分越高。

  有必要指出的是,依据该功效函数所得出的结果是相对结果,前述七个二级指标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会影响各城市治理能力的得分。也就是说,如果改变参与测评的城市样本量,可能会导致数据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发生变化,各城市治理能力的最终得分也会发生变化。但是这并不会对各城市之间治理能力的排名顺序产生影响,也就是原有各城市治理能力的先后排序将保持不变。

  治理能力与人均GDP正相关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这15个副省级城市的治理能力得分与其人均GDP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Spearman相关系数为0.768,在0.05的水平上显著)。其具体表现为,人均GDP水平高的城市,治理能力的排名多数比较靠前,人均GDP水平低的城市,治理能力的排名多数比较靠后(见图2)。例如,深圳市人均GDP水平在15个城市中排名首位,治理能力同样在15个城市中排名首位;宁波市人均GDP水平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2,治理能力同样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2;杭州市人均GDP水平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3,治理能力同样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3。再如,哈尔滨市人均GDP水平在15个城市中排名末位,治理能力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13;沈阳市人均GDP水平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11,治理能力同样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11;长春市人均GDP水平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12,治理能力在15个城市中排名末位,等等。

  测评结果及各城市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路径

  结合各二级指标得分及其权重,我们分别计算了15个副省级城市保障能力、调控能力、财政能力、参与能力四个分项治理能力得分,并依据四个分项治理能力得分的由高到低分别对15个城市进行了排名(见后文中的表2、表3);再结合四个一级指标的权重,我们进一步计算了15个副省级城市治理能力的总得分,并依据总得分的由高到低对15个城市进行了排名。通过对各城市各级指标得分及排名进行比较,分析了各城市在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的突出亮点,找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对策建议。期间,我们还对部分城市在分项治理能力建设上的主要做法和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具体介绍。

  深圳: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在首位,人均GDP水平同样在15个城市中排在首位,属于治理能力和人均GDP水平均靠前的典型城市。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该市具有高于其他城市的保障能力、调控能力和财政能力(在15个城市中均排在首位)。

  以保障能力的建设为例,深圳市居民各类社会保险的参保率较高:《深圳社会建设与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深圳全市各险种参保达456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6%;全市各项社保基金收入872.192亿元,同比增长18.07%;全市各项社保基金总支出292.142亿元,同比增长18.78%。实现了参保人数和社保基金结余的稳步增长。

  在具体做法方面,首先,深圳市以“应保尽保”为目标全力推进社会保险扩面征缴,通过组织实施新的养老保险细则和医疗保险政策,研究落实退役军人和随军配偶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工作,解决广东省内转移接续人员视同缴费账户、随迁老人按月缴纳医疗保险费等问题,实现五大险种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力推进社保业务同城通办,以“业务流程标准化、业务审批规范化、业务操作菜单化”为目标,完善社保业务流程体系,全面重构社保信息系统,逐步实现参保企业和参保人可就近到全市任意一家社保经办机构的任意业务窗口办理各项社保业务。目前,失业保险金申领初步实现同城通办。自2014年1月起,深圳全市失业保险金申领网点由原来10个增加到283个。全市失业人员可在35个社保窗口、51个“一站式”窗口、197个银行的任何一家窗口就近办理业务,也可就近到自助终端机办理或足不出户申请邮政代办,真正实现了社保服务高效利民。其次,将定点医疗机构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取消设置数量限制。将符合社会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定点药店受理条件的,达到评定分值标准的社会民办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全部纳入医疗保险定点,方便参保人就近看病购药。探索社会保障市场化补充机制,推进重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将个人账户功能转化与完善重特大疾病保障制度结合起来,起草《深圳市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试行办法》。再次,为参保人多渠道免费提供个人权益记录单。自2014年12月起,深圳市社保局联合深圳市邮政局全面启动社保个人权益记录单免费递送工作,保障参保人的社会保险知情权。

  但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深圳市参与能力相对偏低(在15个城市中排在第12位)。为此对于深圳市,继续发展有利于群众参与治理活动的各类组织和机构,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
  宁波: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列第2。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该市具有较高的保障能力(在15个城市中排在第2位)、调控能力(在15个城市中排在第6位)、参与能力(在15个城市中排在第7位)。但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该市财政能力相对偏低(在15个城市中排在第9位)。通过进一步分析该市财政能力下的两个二级指标得分,我们发现,该市财政能力偏低,与财政收入增长能力偏低有关。为此对于宁波市,通过加快发展产业、完善各种税收政策和就业结构等来提高财政收入增长水平,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

  杭州: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列第3。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该市具有较高的保障能力、调控能力和财政能力(在15个城市中分别位列第3、第5和第6)。但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该市参与能力排名相对靠后(在15个城市中排在第9位)。为此对于杭州市,继续发展有利于群众参与治理活动的各类组织和机构,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

  济南: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列第4。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该市具有较高的财政能力(在15个城市中位列第3)、参与能力(在15个城市中位列第2)。但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该市保障能力、调控能力相对偏低(在15个城市中分别位列第9、第11)。通过进一步分析该市保障能力下的三个二级指标得分,我们发现,该市保障能力偏低,与养老保险参保率、医疗保险参保率、失业保险参保率偏低均有关。为此对于济南市,进一步提高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参保率,以及通过加快发展产业、完善税收和就业结构等来提高人均财政收入水平,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几个重点。

  厦门: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列第5。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该市具有较高的保障能力、调控能力、财政能力(在15个城市中分别位列第4、第2、第2)。但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该市参与能力排名垫底。为此对于厦门市,继续发展有利于群众参与治理活动的各类组织和机构,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

  青岛: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列第6。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该市具有较高的财政能力和参与能力(在15个城市中分别位列第7、第4)。但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该市保障能力排名中等(在15个城市中位列第8),调控能力排名则靠后(在15个城市中位列第9)。为此对于青岛市,通过加快发展产业、完善税收和就业结构等来提高人均财政收入水平,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

  南京: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列第7。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该市具有较高的调控能力和财政能力(在15个城市中分别位列第3、第5)。但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该市保障能力和参与能力排名相对靠后(在15个城市中分别位列第13、第11)。通过进一步分析该市保障能力下的三个二级指标得分,我们发现,该市保障能力偏低,与养老保险参保率、医疗保险参保率、失业保险参保率偏低均有关。为此对于南京市,进一步提高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参保率,以及继续发展有利于群众参与治理活动的各类组织和机构,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几个重点。

  广州: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列第8。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该市具有排名较高的保障能力(在15个城市中排在第7位)、排名处于中等水平的财政能力和参与能力(均在15个城市中位列第8)。但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该市调控能力排名靠后(在15个城市中位列第10)。为此对于广州市,通过加快发展产业、完善税收和就业结构等来提高人均财政收入水平,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

  武汉: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列第9。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具有较高的财政能力和处于中等水平的调控能力(在15个城市中分别位列第4、第8)。但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该市保障能力和参与能力排名相对偏低(在15个城市中分别排在第14、第10位)。通过进一步分析该市保障能力下的三个二级指标得分,我们发现,该市保障能力偏低,与养老保险参保率、医疗保险参保率、失业保险参保率偏低均有关。为此对于武汉市,进一步提高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参保率,以及继续发展有利于群众参与治理活动的各类组织和机构,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几个重点。

  大连: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5个城市中位列第10。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具有较高的保障能力、调控能力和参与能力(在15个城市中分别位列第6、第4、第6)。但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该市财政能力排名靠后(在15个城市中位列第13)。通过进一步分析该市财政能力下的两个二级指标得分,我们发现,该市财政能力排名靠后,与财政收入增长能力和财政收支平衡能力偏低均有关。为此对于大连市,通过加快发展产业、完善税收和就业结构等来提高财政收入增长水平,以及制定更为科学的财政支出规划继而促进财政收支的平衡,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两个重点。

  沈阳: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列第11。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具有较高的调控能力、参与能力(在15个城市中分别位列第7、第5)。但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该市保障能力和财政能力排名相对靠后(在15个城市中分别位列第11、第12)。通过进一步分析该市保障能力和财政能力下的五个二级指标得分,我们发现,该市保障能力偏低,与养老保险参保率、医疗保险参保率、失业保险参保率偏低均有关;该市财政能力偏低,与财政收入增长能力和财政收支平衡能力偏低均有关。为此对于沈阳市,进一步提高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参保率,通过加快发展产业、完善税收和就业结构等来提高财政收入增长水平,以及制定更为科学的财政支出规划继而促进财政收支的平衡,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

  成都: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列第12。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具有较高的保障能力(在15个城市中位列第5)。但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该市调控能力、财政能力和参与能力排名均靠后(在15个城市中分别位列第12、第10、第14)。通过进一步分析该市财政能力下的两个二级指标得分,我们发现,该市财政能力偏低,与财政收支平衡能力偏低相关。为此对于成都市,通过加快发展产业、完善税收和就业结构等来提高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制定更为科学的财政支出规划继而促进财政收支的平衡,以及继续发展有利于群众参与治理活动的各类组织和机构,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三个重点。

  哈尔滨: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列第13。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具有高于其他城市的参与能力(在15个城市中排名首位)。应该说,这与该市注重体制机制的创新,大力推动社会组织加快发展密不可分。据相关媒体报道,自2014年10月9日起,哈尔滨市四类社会组织申请成立时就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部门)的审查同意文件(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前置审批的除外),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同时,该市还取消了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行政审批,民政部门不再受理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的申请,全市性社会团体根据本团体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可自行决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具体而言,该市有关部门批准直接登记的四类社会组织包括:行业协会(商会)类,即同一行业经济组织及其相关单位为维护和增进全体会员共同的合法利益而自愿组成,实行行业服务和自律管理的社会团体;科技类,即在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科技咨询与服务等业务的服务性、公益性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类,即以从事公益事业或公益服务为目的,为社会公众和社会发展提供公益慈善服务的社会组织;城乡社区服务类,即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慈善救助、社区协同管理等便民利民服务的城乡社区基层社会组织。

  但是,这里的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该市保障能力、调控能力和财政能力排名均靠后(在15个城市中均排名末位)。通过进一步分析该市保障能力、财政能力下的五个二级指标得分,我们发现,该市保障能力偏低,与养老保险参保率、医疗保险参保率和失业保险参保率偏低均有关;该市财政能力偏低,与财政收入增长能力、财政收支平衡能力偏低均有关。为此对于哈尔滨市,进一步提高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参保率,通过加快发展产业、完善税收政策等来提高人均财政收入水平、财政收入增长水平,以及制定更为科学的财政支出规划继而促进财政收支的平衡,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

  西安: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列第14。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保障能力、调控能力、财政能力、参与能力均偏低(在15个城市中分别排在第10、第13、第11、第13位)。通过进一步分析该市保障能力、财政能力下的五个二级指标得分,我们发现,该市保障能力偏低,与养老保险参保率、医疗保险参保率和失业保险率偏低均有关;该市财政能力偏低,与财政收入增长能力偏低有关。为此对于西安市,进一步提高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参保率,通过加快发展产业、完善税收和就业结构等来提高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和财政收入增长水平,以及继续发展有利于群众参与治理活动的各类组织和机构等,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

  长春: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末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虽然该市具有排名较高的参与能力(在15个城市中位列第3),但保障能力、调控能力、财政能力排名均靠后(在15个城市中分别位列第12、第14、第14)。通过进一步分析该市保障能力、财政能力下的五个二级指标得分,我们发现,该市保障能力偏低,与养老保险参保率、医疗保险参保率、失业保险参保率偏低均有关;该市财政能力偏低,与财政收入增长能力偏低、财政收支平衡能力偏低均有关。为此对于长春市,进一步提高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参保率,通过加快发展产业、完善税收和就业结构等来提高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和财政收入增长水平,以及制定更为科学的财政支出规划继而促进财政收支的平衡,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

  可能产生的误差及其他说明

  数据可得性带来的限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指标数据选取方面,主要是以数据的可获取性为导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指标数据对于指标的准确反映程度,因此测评结果与各城市的实际治理水平存在略微偏差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基于统计数据的治理能力测评并不能完全反映出现实问题和影响治理能力的所有要素。我们更希望通过数据测评这一技术手段,发现一些可能影响治理能力的点与面之间的盲区,从而为研究和实现国家、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破”出更多主题。也正因此,我们在这里重点采用15个副省级城市的相关数据对各城市的治理能力进行了测评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简要地提出了提升15个城市治理能力的对策建议。

  更为深入的实地调研有助于对测评结果进行补充和修正。除了数据的可得性会给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数据的选择带来限制之外,对于现实中处于不同具体发展阶段的各副省级城市,有其各自的发展特色、发展重点和难点,因此评价城市治理能力的指标体系应尽量避免千篇一律。若就相关问题广泛开展实地调研,不仅有利于准确把握各城市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而且有助于根据各城市发展重点等,针对不同城市设计不同的指标权重,进而对测评的结果进行修正和补充。

  如若可以获取到更为详实的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将能够在构建城市治理能力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之基础上,从实证的层面更深一层地探索究竟还有哪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因素,会促进或限制这些副省级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

  (执笔: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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