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二环线复兴门附近路段，堵塞的车辆排起长龙。当日天气阴霾，空气质量为严重污染。

11月18日，广宁伯街与太平桥大街交汇处，戴着和没戴口罩的人穿过斑马线。

通州运河核心商务区，建成的和在建的高楼，以及刚进行过土地平整的工地。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工地上吊塔密集，这里所建楼宇将成为北京市政机关搬迁通州后的办公场地。

11月16日，根据《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由于预计未来将出现持续三日的重度雾霾天气，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空气重度污染橙色预警，北京市气象局几乎同时发布雾霾天气橙色预警。随后的17日至19日，雾霾如期而至，即便站在《中国经济周刊》所在的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厦顶层，也无法看清近在咫尺的中央电视台新址。气象资料显示，11月17日至19日，北京空气污染指数(API)分别为151、237和167，在最严重的11月18日，污染程度达到中度重污染。北京市民纷纷减少了户外出行的次数，上班族再次戴起了口罩。

不知是不是因为此次雾霾，北京市政府出台了新版《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其中对蓝、黄、橙、红四个级别的预警做了清晰的规定，同时指出在发布橙色或红色预警之后，国Ⅰ、国Ⅱ排放标准的轻型机动车将全市禁行，在非预警状态下也将对其在五环内限行。

在北京加大力度疏解非首都职能之时，霾锁京城的情况却再一次大面积出现。此次重度雾霾因何而起？为继续治理“大城市病”，北京还将出台哪些更为有力的措施？

刚入供暖季，霾“锁”京城

相较于以往，今年北京供暖季提前两天，于11月13日开始，大多数供暖单位提前一周左右开始使用燃料，进行管道试水。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此次雾霾主要是供暖季影响。由于并非所有供暖形式都是集中供暖，北京门头沟区、石景山区等地的乡村还有一家一户烧燃煤炉的情况，还有一些单位的供暖采用化石燃料，这部分排放也会对大气造成一定影响。”李国平分析，由于供暖季开始时恰逢北京上空不受高压气团控制，空气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提供了雾霾的温床。

另一个原因是由于GDP的压力，河北等地去产能政策的执行有些动摇，一些属于落后产能的工厂再次开工，造成了额外的产业排放。“前一段时间中央的一个环境工作组在河北某地督查，发现了一些非达标排放，这也是一个原因。”李国平说。此外，由于北京周边省份目前依然拥有较大的重工业份额，水泥、玻璃等工厂的产业排放也超出了北京上空大气的承受能力。

他认为，相比于产业排放，用于取暖的燃料排放是此次雾霾的重要原因，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持续地推进能源结构优化，“燃煤，尤其是蜂窝煤对污染物的贡献是巨大的，北京郊区的很多农村依然在使用这种取暖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要推进‘煤改电’工程，给相关村民必要的补贴和设备。”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城市研究所所长孙久文则认为，不应将北京市政府正在持续推进的产业和人口转移与减轻雾霾进行直接的联系，“即便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了周边省份，但这些产业的排放对北京的影响依然是不小的，石家庄等地的雾霾其实比北京还要严重。”

新市长蔡奇的治理思路

11月上旬，刚履新的北京市代理市长蔡奇将正在建设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作为其上任之后考察调研的第一站。北京城市副中心被认为是疏散北京市中心城区功能，解决“大城市病”的一剂“猛药”。蔡奇先后来到了连接北京主城区与通州城市副中心的交通主干道广渠路二期、被作为重点服务业设施打造的环球主题公园和市行政办公区考察，“副中心要成为让人眼前一亮的精品力作。”蔡奇说。

此前，蔡奇在履新宣言中的一番话引起了外界诸多猜测，他强调了治理“大城市病”将成为其日后工作的一个重点。“牢牢把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积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切实加强和改善民生，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这似乎预示着在既有政策的基础上，更有力的措施正在酝酿中。

李国平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未来继续治理“大城市病”的政策会首先向优化能源结构发展。“落后的化石燃料和燃煤将被淘汰。政府的目标也许不是将燃煤使用率降到零，但这个数字肯定是越小越好。”此外，交通治理会出台更严格的限制措施，也许会提高机动车出行的用车成本，加强对尾气排放的约束力。孙久文则表示，北京“大城市病”不能简单归结为人口问题，而是要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有些产业转移了，市场关闭了，人却还是留在了北京。”孙久文说，今后的政策方向是用更多的高新技术产业占据原有的土地资源，代替此前的低端产业，以此调控人口数量。

城市副中心建设进展如何？

作为疏解中心城区功能的重要手段，北京于2015年确定加快进行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并宣布将于2017年底建成行政办公区，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四套班子将于2017年底完成搬迁工作。目前距此目标达成已只剩下一年多的时间，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进展如何？11月22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到该区域进行了实地走访。

走访的第一站是作为重大服务业设施的环球主题公园。在距目的地还有数公里时，记者被一道围墙拦住了去路，里面是一片巨大的工地，十几辆施工机车正在作业。记者询问工作人员后得知，这就是环球主题公园的施工现场，其面积巨大，此处并不是核心区域，而是外围的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据了解，2020年该公园将在此地落成，将解决10万人的就业。

随后记者一行来到了教育配套设施中国人民大学东校区，地图上显示其位于地铁6号线潞城站外。记者到达现场时，发现地铁站以北有大片开阔地，登上旁边的一座土山后，看到一辆推土机和两辆卡车进场施工，进行土地平整的工作。土山远处的工地还没有被清理出来，工地范围内的田埂和乡间小路还清晰可见，外围也没有明显的围挡设施，明显只处在施工的最初阶段。周边的一位施工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这片工地的确是中国人民大学东校区，但并不归他所在的城市副中心建设指挥部管理，至于该校区何时竣工，他不清楚。

记者一行走访的第三站是位于郝家府地铁站外的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一走出地铁站，便迎面看到了密集的吊塔，听到了轰隆隆的响声，火热的施工气氛与中国人民大学东校区工地形成强烈反差。据了解，行政办公区范围较大，市委大楼与市政府大楼分布在运河东大街南北，市委大楼南侧将是市人大、市政协办公楼，而市政府大楼东西两侧则为委办局办公楼，楼宇之间不设围墙，是十分开放且内部互联互通的办公空间。在一处工地内记者看到，几处建筑已建起了三四层的高度，不断有大型卡车往来于工地内外运送建筑材料。

在城市副中心的效果图上，位于京杭大运河北起点的“彩虹之门”甚为耀眼，其采用双拱造型，坐水而起，将被作为新城的地标建筑来打造。《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于半年前实地走访时，并未发现其有动工迹象。此次来到现场，记者发现了几幢移动板房，以及被覆盖的土地，明显已有施工队进场施工。地图上显示这里是一处高尔夫球俱乐部，但现已没有半点高尔夫球场的草坪痕迹。“彩虹之门”预计落成的时间一直未被公布，但就目前的施工进展来看，其完工时间将晚于环球主题公园的落成。

一个城市副中心够么？

就在城市副中心大部分项目都已破土动工之时，北京再次遭遇雾霾侵袭。一个副中心对于疏解如此庞大的巨型城市功能来说，是否够用？更多的城市副中心是否也已提上日程？

“一个副中心肯定不够。”李国平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北京市的公共投资在‘十一五’期间就已开始向郊区倾斜。像房山、大兴、昌平、顺义这些位于主中心周边的区域，都应该成为城市的副中心，营造‘反磁力现象’。”

李国平认为，北京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多中心、网络化。“这其中牵涉到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各个副中心找到属于自己的功能定位，得以将本区域内的居民留在其中，同时吸引位于副中心与主中心之间的人口尽可能多地向副中心移动，从而减轻主中心城区的压力，达成‘反磁力现象’。”李国平认为这并非短期内可以做到，北京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还是很缺乏的，多数向主中心集中，建立多个副中心意味着要将这些资源合理配置。

孙久文也认为北京应该拥有多个城市副中心，“相比于通州区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这种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搬迁，未来的城市副中心更多地应该考虑以市场调节的方式进行，通过税收优惠、较低的房价和较低的交通成本，吸引各种机构和企业转移到主城区以外。”

然而，北京目前已有的几个主城区范围之外的组团，比如望京、天通苑、回龙观等，并未形成有明显产业集聚，可以分散主城区功能的副中心，而是仅能提供住宿和生活功能的“睡城”，直接导致北京出现钟摆式的交通压力。如何避免副中心变“睡城”？孙久文告诉记者，国际上前些年兴起了“第四代卫星城”的概念，通过使卫星城本身具备一定的功能和产业来分担主城区在人口和土地上的压力，“但卫星城与主城区间还是要有紧密联系的，国际上的法则是卫星城的就业人口与主城区之间有超过15%的通勤率，才可将它们视为处在同一个城市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