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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缺乏“共识”的激辩，面对公信力和评判标准缺失的新诗，亟须建立诗歌和诗人的尊严。这既是美学的问题又是历史的问题。 诗歌，作为一种抒情性极强但略显“小众”的文学体裁，固然有过辉煌时期，更多时候则是处在“边缘”地位。但在2015年过去的半年中，诗歌界却显得“颇不宁静”，以余秀华为代表的一批“草根诗人”迅速走红又迅速归于沉寂。
随着自媒体以及大众化影像平台的参与，“由下而上”诗歌的传播范围和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这种特殊的修辞方式通过极其真实的细节、画面和人物、故事重构了诗歌与现实及时代的关系。“大众”自媒体和公共媒体更多的时候所关注的不是诗歌自身的成色和艺术水准，即使关注也是侧重那些有热点和新闻点的诗，而更多是将之视为一场能引起人们争相目睹的社会事件。“媒体报道”对“诗歌现实”也构成一种虚构。时下自媒体以及其他媒体对草根诗人的“形象塑造”是值得进一步甄别与反思的。一定程度上时代和大众需要什么样的诗人，就有什么样的诗人会被“塑造”出来。
作家、诗歌评论家们的意见不无道理。纵观这个创作群体，即便红火如余秀华，浏览近来与其有关的新闻，也多半与诗歌二字无关。在更大的层面来讲，则是陷入了一种“娱乐化”境地。这让人不禁要问，在诗歌已被“边缘化”的时代，人们对诗歌的关注，究竟是将其当作谈资，还是出于对诗歌本身的热爱?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诗歌呢?
中国诗坛并非没有过辉煌时期。大致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大众的思想进入活跃期，诗歌成为一种很好的宣泄方式，一时间诗派林立，诗人也受到特别的崇敬。可惜好景不长，诗歌逐渐被“边缘化”。发现余秀华的《诗刊》编辑刘年曾表示，到了9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疏远诗歌，“这当然与我们唯经济、唯物、唯钱、唯快、唯新的时代潮流有关”。
草根诗人现象所引发的问题和值得深入反思的地方很多。如何维护诗歌和诗人的尊严，如何引导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而不是沦为娱乐、狂欢和消费的事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文学新生态中亟待解决和正确引导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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