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 王彦

　　作为一部描绘30多年前中国陕北农村的正剧，在当今大众文化的快餐式消费中重建一种情怀，重建新的话语面貌，这颇有些逆水行舟的意味。根据茅盾文学奖作品、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已在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播出近半，稳中有升的收视率、交口称赞的剧评，既出人意表，又在情理之中。“该剧在吸引当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凝视的目光同时，还激发出思辨的火花，这不能不认作是重拍名著的最大价值。”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棣如是说，“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让原著的灵魂住进心里，用当下的语境观照经典，近30年前的文学巨著得以焕发新生。”

　　该剧导演毛卫宁与制片人李娜不约而同印证了这点。“时代不该是理解经典的障碍，两者当像一对舞者，时而紧密贴近，时而疏离但葆有内在张力。”毛卫宁说，在电视剧拍摄过程中，主创人员既尊崇原著精髓，又并非简单地重归小说，而是力求打通文学与影视、过去和现在的通道，让今天的观众也能够通过荧屏对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有更贴切而深入的理解。

　　诗意与奋斗是路遥的馈赠，不可颠覆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新剧的开篇就是原著的第一句，画外音与小说的合而为一开宗明义，这是一部对原著怀有虔敬之意的制作。

　　随后，无论是少平高中时分作甲乙丙三等级的菜色，还是被年轻人打趣成“欧亚非”的白黄黑三色馍馍，也不管是少安对着县城方向高唱别离爱人的信天游，抑或情牵秀莲后一句满是羞赧的“这是我婆姨”，戏里叙事都打着浓重的原著烙印。而戏外，编剧在情节上的取舍，演员在方言上的学舌，乃至服装、化妆、道具方面的精细化努力，都着力于还原30多年前陕北农村的一草一木。

　　导演毛卫宁深读原著，他把路遥与许多擅写苦难岁月的作家区分开来，认为他的笔调富有诗意。那种诗意的苦难可以视为作家长袖善舞的写作，也能站在今天的角度理解成对美的不弃追求。因而，摘抄原著的旁白配合电影质素的长镜头，作家理想中那个“茫茫黄原，回首见桃红”的故土乡情跃然荧屏。念旧者从中看到青春的记忆，时尚的文艺青年则享受诗化的表达。

　　如果说诗意只是书里的行文表象，那么原作的精魂无疑落在“奋斗”之上。“从某种程度而言，诗意与奋斗是路遥这篇小说的两大馈赠，我们不敢颠覆，也不可能颠覆。”电视剧出品方SMG尚世影业总经理陈思劼坦言，自己这两天很欣慰，“因为看到收视率一天天在上升”。在他看来，尽管自己立足的上海与1980年代的陕北农村风马牛不相及，但基于“奋斗”的信仰是可以穿越山河岁月勾连人心的。现在的电视荧屏常被不切实际的幻象画风主宰，以至于“玛丽苏”“杰克苏”取代了平凡人成为观众的精神伙伴，而崇尚靠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者之歌成为珍品。正因为此，重拍《平凡的世界》，讴歌一代青年的艰难与奋进，外化地看是重温经典，内在地探讨，则是用父辈的故事说道历久弥新的理。

　　回眸与希望是今世的需求，无法忽略

　　总编剧温豪杰有一段话被当作宣传语反复冲击视野——我们是60后的导演、70后的编剧、80后的制片人与演员，如今想要影响90后。“既然要拍给现在的年轻人看，要打动现在的收视人群，不可避免就得采用21世纪的语境。”苗棣教授特意比对了原著与新版电视剧的差别，由衷为之折服，“新剧有种很聪明的叙事策略，在顺利地给予书迷们‘忠于原著’的安全感之后，移形换影地做了必要的重构。”而这些重构，即可解读为当下的语境需求。

　　新剧对原著最大的改编莫过于倒换了孙氏兄弟的主从地位。小说里，开篇与结尾都落在孙少平身上，文学青年的梦想与奋斗在书里有着麦田守望般的孤独。荧屏上，王雷饰演的哥哥孙少安成为男一号，由他的境遇所生发的土地故事成为新剧的第一主线。导演毛卫宁承认，这是投资方与制片方多次围炉而坐、各抒己见的创新结果。最终说服主创的，是研讨会上一位专家的观点，“比起孙少平个人沉浮的励志故事，路遥小说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全面表现了1975年到1985年间中国陕北农村的变化和发展。对于一部宏大叙事的正剧而言，人物所寄托的大环境不该忽略。当今天的观众回眸30多年的时光，他们不仅需要看到人物个体的抗争精神，更需要贴近那个年代的历史背景。”在这点上，孙少安恰是能够折射一个时代潮起潮落的男一号，因为他在小说中就是一位与出场八九十号角色都有关联的人物谱枢纽。

　　毛卫宁说，电视剧更大胆的创新在于结局。原著中，少平带着伤疤回到煤矿，由平凡生，再复归平凡，难免伤感。“电视剧的结局会有变化，有比较光明的尾声。”导演说，如此改变原因有二。一来，他个人有种猜想，如果路遥仍在世，《平凡的世界》会有第四部。二来，也是更关键的，现在的荧屏需要正面的疏导——真情不会过时，奋斗总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