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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拿红包写评论"说法白烨给予回应:那都不能算红包
  中国城市文化网  时间:2015-2-12    www.citure.net  来源:人民网    收藏本页
      

  白烨 著名文学批评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著有《文学观念的新变》、《文学新潮与文学新人》、《批评的风采》、《文学论争20年》等。

  “还有一个‘中国文情报告’一个‘中国文坛纪实’要做,几十本书没看,这些年前都要做完”,采访白烨的时候,他说。

  每到年底,都是白烨最忙的时候,各种研讨会,课题报告,文章,齐头并进,几乎不可能完成,“不吃完也要干完”,白烨说。而且,这种极度忙碌的生活,对于白烨来说,却只是日常的工作。

  忙碌的批评家

  开会,看书,写文章,这基本上就是白烨生活和工作的全部。和想象中的文学评论家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事情多,活动多,作品多”,这是白烨对当前文学界的说法,“作协的,文化公司的,网站的,不同机构,不同层面,各种各样的作品,各种各样的活动,会赶会,作品压着作品,过去一年出一千部长篇就觉得很多了,现在一年四千部。有时候不赶不行,不看也不行,这个研讨会上,抽空看下个研讨会的书”。

  批评家太忙,批评家太少。白烨说“就我而言,有每年年末的两个项目,会特别忙一点。但是大部分批评家穷于应付,这也确实是真实的现象。有时候作家会不高兴,觉得批评家忽略了他,有一次我碰见一个作家,说他的作品出版,很久没有人写评论。其实没有人冷落她,传统的作家有时候还会有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想法,一部小说出版,很多批评家写文章。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出版半年没人写很正常,因为批评家都太忙了,不是故意冷落作家,事实上,很多时候,忙到都顾不上冷落谁了”。

  有人曾问白烨,业余时间一般都干些什么,白烨说看书,问的人说看书不算业余活动,白烨想了想,说“那就没有了”。

  和普通人不同,对于白烨这样的批评家来说,不仅是业余时间,就连节假日基本上也是没有意义的,即便是春节也是这样,“根本不可能出去玩,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都是在家看书。别人休息,到处去玩儿,我休息,就是不看书,就这也只能歇上两三天,然后又回过身来接着看。”

  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一年年就这么走过来,也习惯了,很难改变了。”每年下来,至少要看一百多部作品,“至少三天一本,还不能浮光掠影地看,要做笔记,要分析好坏,要写文章”。

  这是常态,碰上特殊的活动,比如评奖,看的更多,写的也更多,白烨说“今年我参加了两个文学奖评奖,书都是论箱子看的,一箱子好几十本,还得给出意见,焦头烂额”。

  被批评的批评家

  读别人的书,写批评文章,看起来批评家总是旁观者,其实不然,很多时候,批评家自身,也会成为别人批评的对象。

  比如评奖,评奖的评委并非都是批评家,但批评家却不可缺少。所以当评奖被质疑的时候,批评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白烨说“有人觉得评论、评奖的有效性、公信力不够,这确实存在。但同时,要把文学批评放在文学生活的结构中看,它不仅是批评家的问题,还是文学建设的问题”。

  红包批评家也是人们对于批评家最多的非议之一,对此,白烨并不认同,他说“很多人说批评家是拿红包写评论,其实那都不能算红包,太少了,如果要算付出收益的话,根本不合算。另一方面来说,写一篇图书评论,首先要花很多的精力看书,做笔记,然后花更多的精力写评论,写一个长篇的评论,最后就挣几十块钱稿费,这样就正常吗?”

  所以批评家其实没有专业的,大部分都是业余的,都有另外的职业谋生。因此,也就显得零散而孤单,白烨说“文学批评家都是散兵游勇,都在孤军奋战,社科院有几个,这个学校有几个,那个学校有几个,不成体系,也就很难形成一个有力的批评体系,更难维护批评家的权利。当然,也有一些非常松散的组织,但是基本上没有比较有效的作为。”

  做了许多年的批评家,在文学批评领域,白烨毫无疑问是知名的批评家,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会忘记他的另外一个身份,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但是这无助于文学批评困境的改善,白烨说“我感觉,批评的环境和氛围,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缭乱,还没有上个世纪八十年的时候更适合批评家生长。那时候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是双轮驱动,现在都是重创作,轻批评。作协的主席团里面,没有一位批评家,这就是表现之一”。

  评论家难以生长,不仅仅是收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没有评论家们的平台,白烨说“其实全世界也少有专业的评论家,多是业余的,问题在于,评论家需要一个平台,比如《纽约时报》的书评,可以用数十年打造一个专业的、有权威性的批评平台,甚至批评家的意见会直接影响一本书的销量,但我们没有给批评家发挥的平台,不知道是没有人有耐心做,还是没有战略的眼光”。

  不生产批评家

  不再生长批评家的世界,原有的批评家们,不仅孤军奋战,而且要以少对多,白烨说“现在的批评家,也就三四代,但是创作者,却有六代。”

  “批评的难处正在于此,以萎缩的群体面对日渐壮大的文坛,以滞后的观念面对变化的文学”,代际少,人数少,和创作严重的不对应。而且不仅是规模上的不对应,还有观念上的不对应,传统时代成长起来的批评家们,批评的方式也依旧延续着传统的形式,开研讨会,写文章,但面对如今的网络作品,移动互联网传播,这样的方式就显得特别的尴尬,在新兴的媒体上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在面对年轻人的作品时,往往会显得捉襟见肘,比如网络文学、类型文学、青春文学等,我们很难看出它的好来,但它却在年轻人中间影响极大,传播很广”。

  这样的尴尬还会延伸到文字之外,“比如说影视,现在有很多网络文学改编成影视作品,这些作品在文字状态时,文学批评就缺席,在改编之后,依旧缺席。并不是评论家们不愿意去评论,去研究,有时候确实有客观的因素。现在从事评论的大多是50后、60后,方式、观念都相对有了固定的模式,适当的适应时代变化可以,但是要说彻底的摇身一变,变成网络时代的批评家,这不可能。这些事情,需要新的文学批评家来做”。

  但是很显然,新的文学批评家群落,并没有出现,更多时候,年轻人更愿意去创作,而不是去评论别人的创作。这是人生态度的变迁,也是现实困难所迫,白烨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做文学批评基本上不可能养活自己,更不用说养家糊口,出版一本书会有一定的收入,但是写一本书的书评,收入和没有差不多,最多几十块钱。第二个问题,太辛苦,文学创作可以凭感觉去写,但是文学批评则不能,它需要一些必需的训练,比如一定的理论知识,文史知识,大量的阅读等等。”

  批评的价值

  如何培养批评家,白烨说“文学批评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我们有中文系,但是中文系最多培养研究者,研究者往往关注的是经典,是静态的研究,批评则不同,要关注当下最新的变化,是动态的。鲁院有针对文学批评的培训班,这样的培训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显然远远不够。当然,多元的时代,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多专业才能当批评者,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文学批评家,但至少有一个可以让批评家表达的机制才行”。

  尽管对批评的环境失望,但白烨依旧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文学批评的领域,他说“不要把文学批评看做是批评家的事情,它也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和每个普通人有关。因为它所针对的,其实不仅仅是个体的作品,不是去批评一部作品,而是寻找它背后的价值观。”

  真正的批评家,关注的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这才是批评的真义所在,白烨说“批评家们用文学批评的方式,介入到社会中,介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不仅可以引导文学的创作,更重要的是告诉人们,什么样的价值是最值得坚守的”。

  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但多元并不意味着没有主张,没有坚持,网络文学中从“总裁爱上我”到“总理爱上我”的模式变化,岂非也正是这个社会对金钱、权力、成功的畸形崇拜所致。

  白烨希望,更多对文学依旧抱有热爱的年轻人们,会关注文学批评。白烨自己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或许,所有曾经热爱文学最终又没有成为创作者的年轻人,也可以和他一样,把兴趣转移到文学批评中。

  记者 周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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