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些老领导和他们的后代交谈，大家不时提到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领导广州地下党开展与敌斗争的钟明。

　　钟明1935年起在香港自发组织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国革命活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作为香港代表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1946年后，任中共广州市地下党总特派员(市委书记)，领导地下党对敌斗争，并组建了广州“地下学联”，依靠“学联”到工农群众中发展了“工协”、“教协”、“经协”、“妇联”、解放军之友等五个秘密组织，共2000多人，使广州为迎接解放的地下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

　　钟明作为一位优秀的党的干部，长期以来受到人们赞扬，不仅因为他在领导学生运动和广州地下斗争中所取得的杰出业绩，更重要的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因此而居功骄傲，而是正确对待政治经历中的“四起四落”，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襟怀坦荡与谦和正派。

　　钟明的儿子钟建民曾对笔者说起建国后父亲经历“四落四起”的具体情况：一、广州解放初，他已任广州市委副书记，1950年9月从苏联参观学习回来改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后，由于他对解放战争时期广州地下党组织的看法与当时中南局组织部个别负责人有严重分歧，1953年3月调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956年3月重新安排任市委书记后兼监委书记。二、1957年冬在广州反地方主义斗争中受处分，被撤销市委书记、市监委书记职务，下放广州协同和机器厂任党委书记;1961年又调回市政府任常务副市长、党组副书记。三、1966年5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走资派”;1968年2月出任市革委会常委，1972年后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四、1979年又在省委整风中受批判调离市委，到中央党校学习。省人大常委会成立后，1980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对坎坷的经历，钟明说：“当时有些问题的处理，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不要太计较个人的名誉待遇，对党问心无愧就可以了。”在反地方主义被处分下放工厂期间，他很少回家，在厂里和工人干部打成一片，调查研究，认真解决厂生产和职工生活问题，深得群众好评。为了成为一位懂业务、胜任的企业领导人，他坚持学习工程师必修课，还拟在10年内学完全部课程。后调回市政府任常务副市长，尽力协助曾生市长负责日常行政工作。“文化大革命”后，在市委、市革委会，亦鼎力支持黄荣海、焦林义等“一把手”工作，无论分管民事、农业、文教，还是党校等不同方面的工作，他都认真负责做好。

　　在任何场合，钟明从没有因为受处分发“牢骚”埋怨组织;当他的儿子钟建民提及当年对钟明实施审查降职、处分撤职的领导时，亦没有怨恨之言，一样尊重。

　　钟建民说，父亲为人正派，在与人的关系上，从来不搞“小圈子”、找“靠山”，而是保持正常的同志、战友、上下级关系。父亲曾经与其议论起干部队伍“埋堆”、“跟人”的风气，他说“党的事业要靠五湖四海的人努力，不能只靠几个山头”，还引用诸葛亮的话说，做人要“不卑不亢，不骄不谄”，并告诫钟建民“要靠自己的德才，来取得组织和群众信任”。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从不会出于私心，带着个人目的去整人;却为在反地方主义中受错误处理的方方、朱光等同志，在中央派人来了解时讲实情，说公道话。

　　2001年他被中央批准为正省长级，钟明说对待遇并不计较，在政治经历中，自己曾“四落四起”，1980年中央已对地方主义平反，现在给予这样待遇，是对自己一生奉献革命事业的肯定，对此实在很感谢党和人民。

　　在钟明快将离休时，画家关山月赠送了一幅“梅花画”给他，寓意其为党的事业，不惧挫折，不计名位;做人有梅花那种“傲霜雪”、“不争春”的高尚品格。

　　(本专栏采访得到广州珠江云峰酒业有限公司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