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当前文艺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浮躁。有一些人觉得如果反复打磨一部作品，却不能及时换取经济效益，这是不值得的，如此导致文艺界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文艺，包括文学，其实是先用美充实自己，然后再将这种美传播出去、覆盖出去，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累积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也借用了孟子的一句话来概括：“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确实，我们中国史上那些内在实质和表现方式皆为上乘的文艺巨制，都是在学习和实践中，在反复打磨中制作出来的，它在充实中形成自己，同时又在传播中充实别人，这不是浮躁心态所能做到的。

文/刘黎平

笃定恒心

左思十年打造《三都赋》

“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这句话源于《孟子》的“尽心篇”。孟子在齐国的时候，有个叫浩生不害的人问孟子：“乐正子，何人也？”乐正子这人如何？孟子对于乐正子本人的评价已经不重要，但是评价的标准却流传了下来，成为道德乃至艺术评价标准。孟子说：让人们心生喜爱的叫做善，把这种善充实自身，表现出来就叫美，按照现在的理解，就是人格上的善发展为艺术上的美。再进一步发展下来，发扬光大，影响到别人，形成了良性的传播，这就是大。

孟子讲的是人品，但是也符合艺术规律：自己先要具备好的元素，不断地积累，做到内在充实，然后才能流传久远，影响人心。

中国文学史上那些脍炙人口、流传久远的文学佳作无一不是厚积薄发，倾心尽力之后形成的。有些作品虽然只是即兴而发，甚至只是瞬间形成的，但是不能忽略作者之前刻苦学习和创作的过程。李白斗酒诗百篇，而这跟李白之前“铁杵磨成针”的学习力度分不开。最有名的例子，则是那句“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正是诗人执着于创作，努力打造精品的真实写照。

在创作文艺精品的道路上，不只是学习过程漫长，构思过程和创作过程也很漫长，而得到的市场回报和社会赞誉度，也是呈正比的，左思写《三都赋》就最有说服力。

我们不妨从文学积累和创作的角度来解读左思在西晋初年的一些活动。左思是山东人，活动在三国和西晋初年，早年的时候，他就写了反应临淄景色和风物人情的《齐都赋》，这一篇赋还没有让他名扬天下，但他并不着急。这一次的创作活动就算是以后《三都赋》的预热吧，更精彩的在后面等着，因为需要更多的积累。

后来，左思的妹妹被选为晋武帝的贵人，左思全家也随之迁入洛阳，这一次生活上的迁徙，也被左思视为一次文学创作活动上的迁徙，是靠近文学历史资料的一次机会。左思一到洛阳，就马上找到著作郎张载（此张载不是宋朝的哲学家张载），收集关于蜀都的资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始构思，“遂构思十年”，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场景是，左思在家中四处都摆上纸张和笔，一旦有灵感，马上形诸文字，“门庭籓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可见惊天地泣鬼神的句子都是在细水长流、毫不出奇的日积月累中完成的。左思在这个沉思细想的过程中，忍得住寂寞，容得下艰苦，就是容不下浮躁。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左思的职业活动也是围绕创作《三都赋》展开的。尽管朝朝暮暮都在寻思妙句，但是资料的短缺始终是拦路石，他必须要有进一步接近图书的机会。这时候，他瞄准了秘书郎这个职位，秘书郎是秘书监内部的一个官职。中国自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开始，就设置了秘书监，是专门掌管国家图书收藏和校理的机构，中间一度被废，文艺青年曹操又将其恢复，到西晋，成为一种常制。秘书监的负责人叫著作郎，就是左思所接近的那位张载。著作郎下面还有秘书郎，左思那个时代，秘书监部门下设四个秘书郎，分别掌管四类不同的书籍。讲这么多关于制度的东西，就是要说明：左思进入这个机构，获得了接触大量图书资料的机会。

将职务当成文学创作的一条桥梁，不是铁杆文艺粉是做不到的，沉不住气的人是做不到的。

借妙手指点江山

沉住气让文章慢慢传播

终于，描述蜀都、魏都和吴都的《三都赋》出来了，却不是大热出炉，反应平淡，“票房”不佳，“及赋出，天下未之重”。左思不急，因为你虽然美，但你的美还需要发现，于是他慢慢地找行家做推介，让当时的批评家发文挖掘《三都赋》的高明之处，让读者意识到它的好，这其实等于为这部作品进行了第二次创作，是不改动字句的第二次创作。可见，伟大的作品在传播过程中也还要反复打磨，寻找恰当的传播理念和传播方式。

左思所做的这一切，就是充实的过程，从构思到写作，甚至到传播，都需要不断地充实，每一个阶段都要对浮躁说不。

这样一部扎实打造、扎实包装的作品，其市场效应如何呢？“洛阳纸贵”就是最生动最准确的写照，因为发行量大，导致洛阳这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纸都不够用，原材料价格大涨，制成品的价格更是不可想象。当然，这里要说明的是，西晋时期尚无印刷术，书都靠手抄，左老师的文章需求量这么大，出版速度跟不上，当时纸张生产也慢悠悠的，造成价格大涨也是技术因素使然。

从左思的《三都赋》可见，老老实实打磨出来的文艺作品，其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都是可观的。读者是不会辜负任何一个用心制作文艺作品的作者的。

庾信文章老更成

好的文艺作品离不开岁月的打磨

左思的创作是一个带着主观意识且在相对静止的环境下进行的活动，作者的主观色彩比较浓厚，换句话说，是一种纯文艺的活动。那时候，还没有八王之乱，更没有西晋和边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时代没有打扰这位才子，这位才子也没辜负时代，虽然过程艰苦，但也算是顺理成章。

然而，历史上有些时候，时代是个调皮甚至蛮横的家伙，它或许会粗暴地打断和平，同时被打断的，还有诗人和作家安宁的生活，它将诗人扔入战火纷飞的环境，扔入一个朝不保夕的环境，一颗灵秀诗心，也要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景惊惶。

充实文学作品的那些内容和情感，有时候其获取代价是很高昂的，例如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庾信的“哀江南赋”，文天祥的“指南录”，都是以苦难的时代为熔炉，千般打造，万般锻炼而成的佳作。杜甫赞许“庾信文章老更成”，就是指庾信被迫迁移到北方之后，地域的变化，对故国的思念，胸中的郁积，彻底改造了他绮丽柔糜的文风，从而显得老辣苍劲。这不仅是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文风，也改变了一个时代的文风。

这种显得很沉重的文风改变过程，更说明有分量的文艺作品，不是浮躁所能成的。哪怕像庾信如此有才华的人，都需要慢慢等，慢慢熬，遑论轻浮之人、轻浮之才？

时代的充实，起初是内容的充实，情感的充实，进而发展成技巧的拔高，内容的升华导致艺术手法的升华。杜甫在安史之乱后颠沛流离，举家迁徙，各地风物的多样化，人情风俗的多样化，时事的剧变和多变，导致他诗歌创作艺术的多样化和多变，从南北朝诗歌的窠臼拘束下解脱出来，无论是用词遣句还是韵律格调，都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中国的近体诗，其实主要是在他笔下开始形成的，以后中国诗歌，至少在形式上，都是按照他的路子走，真所谓“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写诗如果要走技术派的路子，杜甫的诗是绕不开的，就像学习话剧离不开莎士比亚和莫里哀。

当然，时代对于文采的锻造，未必要经过诸如曹操、庾信、杜甫所经历的那种动荡，但生活的打磨，甚至些许困难挫折的磨砺，确实是必要的，当今一些经得起文艺和市场检验的小说、诗歌和影视剧作品，都有一个比较长的酝酿和创作过程，例如《北平无战事》经历了七年，《琅琊榜》的拍摄也历时数年，有时间积累就有票房积累，一切都急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