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文化应该是多姿多彩的，例如北京。想想看，如果只有皇宫的巍峨，没有后海的静谧和老天桥的喧闹，北京能称之为北京吗？如同一棵树，有繁茂的枝叶而没有根系，终不能成为景致的。

说到老天桥，这几年常听到恢复的呼声或议论，到底也没有见到成果。文化的逝去，说恢复是极其难的事情。何况老天桥的精髓是人。是北京人，是老北京人的精气神儿，造就了曾经的老天桥。而人的某种特质失去了，不是像灾后重建那么简单。报载，天桥现在已经复建，但碍于各种实际困难，这座新桥已不在原来的位置上。这倒像是预言了，新桥不过是旅游景点，不再是人文象征，更不是精神所系。

老北京人到底曾经是一种什么气质，这些年也颇有些讨论。我从来和所谓理论有着隔膜，所以更多的记忆里，只是有我的那些老邻居。如有一位盲目的老太太，我总是在去公共厕所的路上碰见她。一个只能上公共厕所的老人当然不是富人，但她衣着的干净整洁绝不让你想象到她的寒苦。她还是小脚，近百米的路途上她总是步履艰难，特别是在雨雪交加的天气里。但在我的印象中，从没有人搀扶过她，邻居们都是大声叮嘱她走好，然后目送着她去厕所。我很理解，这不是冷漠，而是尊重，因为老太太脸上谦和的微笑是不容你去可怜她的。

这就是一种气质了。她的坦然和从容，还有邻居们的那种分寸感，都是老北京人所特有的，是长时间耳濡目染的结晶，是这座城市深入骨髓的文化底蕴。又想到另一位老人，他应该说不是我的邻居，而是我一位长辈的房东。他在我的长辈租住他的房子时只提出了一个条件：我这儿有寡妇儿媳，您住这儿夏天可不能光膀子。这要求今天听上去是陈腐，但在当时是教养。这位老爷子并不是读书人，只是个土地主，在我长辈的讲述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每年秋后顺义乡下长工给他用马车送来的大堆玉米芯，供他冬天烧火用。

文化和人的最终关系，谁是鱼谁是水，是分不清的，其实更像是鸡和蛋，哲学家们总是争论先与后的问题，却忘了它们说到底就是一个生命的两种存在形式。

还有位邻居小名儿叫六十，因他出生于他的祖父六十大寿的那一年。六十，在这儿要加儿化音，读做六十儿。六十儿屋里的几十个蛐蛐罐，让我和他亲近起来。他告诉我什么是过笼儿，什么是须子，什么时候要给蛐蛐喂蚂蚁蛋，怎样给蛐蛐洗澡，等等。他是个很淡定的人，表情里全没有因挫折而产生的沮丧，更没有现代年轻人常有的浮躁。他的这种镇静融化在他的亲切里，而他的亲切又来自他的这种镇静。镇静的亲切是每一个老北京人的常态，他们使北京成为一座处变不惊的城市。

大院里有一棵枣树，属于六十儿家，每年吃到枣的，却是全院所有人。秋天到了的时候，六十儿会认真地把枣分配给大家，包括谁家刚满月的孩子。枣的产量有大小年的，所以那分枣的工具，去年是碗，今年是盆。

其实许多老北京人的生活是拮据的。直到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平淡地生活着。他们大多已随着旧城改造搬到曾经是乡野的地方去了，远离了天安门广场，也远离了三里屯和金融街。我常站在我熟悉的街头，却有恍惚之感，因为我已很少能听到节奏明快的北京话了。

但我知道，他们一定仍然快乐地生活着。因为老北京人天生就是快乐的。我的父母参加工作早，我家的生活在当年的胡同里算是富裕，豪爽的姥姥就成了胡同里许多邻居的债主。有个穷邻居欠了姥姥钱，姥姥去讨债，她笑嘻嘻地说：您来了？您先给我拿五角钱，我给您弄包茶叶去。这分明是抵赖了，可也有一种幽默和豁达。她家的钱当然是要不来的。我不记得这个女人的名字，只知道姥姥叫她煤铺的，因为她的丈夫，是个摇煤球的。

现在，老北京人也都喝得起张一元的茶叶了，所以，他们只会更幽默，更豁达，也更自信。他们抑扬顿挫的话语，和来自天南海北的语言一起，让北京这座迷人的城市和这座城市的文化，更加的色彩缤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