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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月，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正式发表，让人们猛然间认识到了报告文学的力量。时至今日，谈及报告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多是这部作品。
“其诗化的叙述语言、生动感人的情节设置以及对知识分子的重新肯定等，勇敢地突破了‘文革’十年强加于文艺的种种条框，从而使这部作品在当代报告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标志性的意义和价值。”回顾1949年后的报告文学发展历程时，报告文学评论家李朝全写道。
文中，徐迟还以含蓄的笔触揭露“文革”，比如，他写道：“庄严的科学院被骚扰了，热腾腾的实验室冷清清了”。文章发表时，政治气候转暖，全国科学大会即将召开，知识分子将受到真正的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已提上日程。这一年，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第三次历史剧变发生的一年。前两次剧变是1911年辛亥革命、1949年共和国成立。
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黄金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各种社会问题、矛盾冲突渐露端倪，报告文学作家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社会。“那时候，作家的敏感度，对现实的关注度，比现在要强得多。”李朝全说。
作家关注的，既有法制建设的问题，又有婚姻家庭的问题，还有城市交通、用电、住房问题，更有环境保护问题等，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写作，厦门大学教授谢泳总结道：“当时，报告文学承担了相当多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相当于今天的深度报道。当时关注社会现实最敏感的不是教授，不是学者，而是报告文学作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称为报告文学的黄金时期。《报告文学》杂志，发行量一度超过20万份，而且大多为个人订户。李朝全认为：“在‘文革’结束之后市场经济来临之前那样一个电视、数字传媒尚不普及，网络尚未发育、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年代，这些直面现实特别是揭示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接连发生了轰动性效应，在全社会都产生了相当普遍的影响，也为报告文学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和地位。”
90年代文学商品化倾向凸显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文学商品化倾向明显，作家写“表扬稿”的热情更高，有些作品粗糙且急功近利。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经济大潮泥沙俱下，人们的关注点分散，读书之外，还有看电视节目、旅行、运动等娱乐方式，对文学的兴趣锐减，报告文学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弱。不过，在李炳银看来，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人们的社会政治意识趋于淡薄。“不关心国家大事了，不太关心社会热点了，对报告文学自然有所疏离。”
受此影响，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热情备受冲击，但仍有大批作家笔耕不辍，这一领域的写作亦出现分化。其中，写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不断涌现，李炳银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这一概念，他强调是对某个社会历史问题进行的“纵深研究”。
21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很难搞”
近年来，报告文学的影响明显减小，报告文学的乱象饱受诟病。对此，李炳银认为，“不能因为厨师菜炒得不好，我们就连锅都砸掉。”
2000年以来，报告文学从文学舞台的中心，走到了边缘，似乎消失在读者的视野。每年产生一千部以上的长篇报告文学，几乎没有一部能像八十年代那样，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李炳银不认为这是某一文体的问题。
“去年产生了四千七百多部长篇小说，有哪几部影响很大?说句不好听的话，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影响真的那么大吗?这是整个社会环境的问题。”
李炳银认为，不能全盘否定宣传性报告文学。“难道英雄模范，感动人心的事迹，不值得作家去写吗?难道基层那些微不足道的人物做出感天动地的事情，不值得作家去写吗?难道写下这些，就表现了文学的轻薄吗?”对于报告文学领域的种种乱象，李炳银也“不满意”，不过，他并不认为取消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就能解决问题。“不能因为厨师菜炒得不好，我们就要连锅都砸掉。重要的是，你提高厨艺，提高把握火候、处理材料和配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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