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型城镇化应置于统筹城乡一体化格局中加以推进，否则容易引起社会的片面理解。

基于成都市近年来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探索和实践成果，葛红林建议中央鼓励和支持包括成都在内的一些城市对新型城镇化的难点问题和重点领域先行先试，探索形成有益的经验和做法。

“让群众的意愿主导推进的快慢”

《21世纪》：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和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系是什么？

葛红林：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核心，应该将新型城镇化置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格局中加以推进，否则容易引起社会的片面理解——这是近年来成都推进新型城镇化一个深刻体会。政府必须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让群众的意愿主导推进的快慢，而政府通过政策起到引导性的作用。

比如，成都在农民向农民集中居住区和城镇集中居住的工作中，首先通过实施农村产权的确权颁证，摸清了农村宅基地底数，从而在确保全域耕地总量不减少、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增加的前提下，制定了农村宅基地集约节约利用的激励机制，节余的建设用地指标有偿调剂到规划的建设用地范围再利用，并且尽量向县城和中心镇区域集中，通过那里的开发建设获得升值，二次反哺农村和乡镇建设。这就是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念体现和以城带乡的实际操作。

依据成都经验，我建议继续鼓励和支持各地在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中引导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进城镇居住的因地制宜改革。

推进新型城镇化先做好三件事

《21世纪》：根据成都的经验，下一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需要重点进行哪些方面的工作？

葛红林：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做好三个前提工作。第一是尽可能快地补上对农村公共服务的历史欠账。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中之重就是首先要发展农村，加快补上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历史不均衡，尽可能地创作条件，让农民能够安心地外出务工，即使没有能力外出务工，也能过上体面而有质量的生活。建议国家确定城乡公共服务的基本标准，最好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补上历史欠账，标准化地建设好农村中小学、乡镇卫生院、农村敬老院等基础设施。由此，不仅改善农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而且还会留住部分农村人口和拉动内需，对西部地区困难县，县一级政府最多承担土地供应，而减少费用由中央、省级和市州政府买单。总之，这一点应列入最优先解决的问题之中。

第二是明晰农村的各种产权，这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至关重要的前提。如果没有做好农村产权的确权颁证工作，农业转移人口就不能安心进城，新型城镇化会欲速而不达，还会产生更多矛盾和后遗症。同时，成都还建立了耕地保护基金制度，进一步增强农民为国家看好承包耕地的责任意识，即不能将承包地挪作非农，或流转给他人挪作非农。建议耕地保护基金制度在全国建立。

第三是衔接好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通过建立无缝衔接、多缴多得的城乡居民无差异化社保，将极大减少进城转移人口以及留在农村务农人口的养老后顾之忧。虽然在近期，国务院已确定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统一合并，但是目前国家新农合实施的60元/月基础养老金保障水平太低，不足以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在此，建议中央及各级财政同时加大投入，力争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将最低一档的养老金达到当地农村的低保标准。

建立健全投融资机制

《21世纪》：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钱”从哪里来？

葛红林：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土地收益格局难以长期为继。因此，新型城镇化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将愈加突出。

我认为关键是要解决投资的“回报”问题，只要有回报，就会有投资。大城市的建设资金问题不大，这是因为有升值的预期，政府只需要通过一定的政策和资金引导，社会资金就会进来。但是在欠发达的乡镇一级就存在比较大的困难，因此对于一些没有回报或回报期很长的乡镇基础建设和准公共服务，应该充分发挥政府或国有企业作用。建议在探索多元化城镇建设投融资机制中，应该紧紧围绕回报来进行制度设计，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建立健全更经济和持续的城镇投融资机制，该政府投资的就必须由政府来投资。此外，应增加乡镇的建设用地配置，改变当前“急功近利”地将大多数指标配置到大城市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