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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长耿彦波15年的城建政治
  时间:2011-10-20      来源:廉政瞭望    编辑:admin【字体: 】【收藏】【关闭

廉政瞭望201111期封面

  编者按:本刊今年9期(上)特别策划《政绩的正负极》提出,政绩的优劣没有唯一的评判标准,但由此衍生出来的政绩观却指引着执政者的施政内容和效果,也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列车轻快或负重前行。作如是观,2008年后山西大同饱受争议的发展路径便是一个生动的案例。8月底,本刊记者奔赴山西大同,力图呈现这场耗资甚巨的造城运动,以及背后的民生愿景。

  ◎文/本刊记者 潘则福

  大同的命运,在2008年1月开始发生变化。一个热衷城建的官员来到一座被时代遗忘的城市。履新大同市长后,耿彦波延续了其15年如一日的城建政治:修路、种树、拆迁、造城。然而,在这样的强力规划、浩瀚拆迁下,不乏隐忧。

  2011年9月21日,当近邻鄂尔多斯人还在为当地政府“以资源换项目”战略忧心忡忡时,大同人则通过当地媒体,获知占地1.581万平方米的清真寺广场10月上旬将全部完工,而千年名刹灵岩寺的修复工程也即将完工。

  只是,见惯了各种“竣工”场面的大同人,已经不再那么容易激动。

  跃进——“我没时间等了”

  大同市政府常务副秘书长杨彦宝认为,耿彦波的机遇在于,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此前已经提出“转型发展,绿色崛起”的思路。耿彦波到任后,以超强的执行力把这一思路付诸实施。

  9月15日,山西省委机关报《山西日报》以其洋溢的基调刊发了《一条名城复兴与经济转型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声名鹊起看大同》一文,肯定大同近年的发展。

  时光倒退30年,大同因煤而兴,每年原煤产量几近全国总量的1/10。大同市原常务副市长张甫曾在一篇文章里形容大同——“整个城市几乎就是一座超级煤矿!”大同人认为,近邻鄂尔多斯现今的繁华,就是他们的昨天。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同最优质的侏罗纪煤已接近枯竭,城市面临生存压力。

  此后,大同几届政府始终未能摆脱对煤炭的依赖,其城市管理显得脆弱无力:市区违章建筑遍地,绿化植被稀少,水源缺乏;100多万的城市人口中,有16万多户住在棚屋区,户均居住面积仅为20平方米,并且没有配套的幼儿园、医院等公共设施。

  在这样的背景下,耿彦波来了。

  履新大同市长的第二天晚上,耿彦波将视察的第一站选在了规划局。

  作为北魏都城,大同境内古建筑、古遗址多达280余处,其中云冈石窟、北岳恒山、悬空寺等举世闻名。10天后的市委常委会上,新市长第一次完整提出了“一轴双城”的思路——古城实行整体保护,在东边建立御东新区,中间以御河为轴,西边传统,东边现代,两相呼应。而此前,大同的发展战略一直是向南扩张。

  复兴历史文化名城被耿彦波认为是大同最后一次机遇,他提出了文化名城、旅游名都、生态名邑、经济强市建设的“三名一强”战略目标。这个目标冀望于每年为大同带来300万游客。大同人失落多年的自豪感就此被点燃。

  2009年4月,大同陆续开工建设东城墙、华严寺、善化寺、文庙、清真寺等名城保护十大工程。随后,修复南城墙、北城墙等项目也陆续上马。

  日子久了,耿彦波的古城保护产业化方案,开始渐生争议。有人认为,整体保护实质是伪古董,是为了博取政绩的形象工程;也有人认为“将文化保护放到城市发展的战略高度,难能可贵”。

  然而,耿并不愿意为这些争议耽搁时间,他对外界表示“我没时间等了”。

  根据估算,大同市政府5年内的投资共计500亿元。这对于2010年仅138亿元财政收入的大同来说,压力不言而喻。

  大同市政府一位官员称,“大同没钱,你几年花掉以后十年的钱,不是豪赌是什么?”

  耿彦波的办法是,贷款100亿元,政府自筹100亿元,而争取中央和省里的支持资金50亿元。另外250亿元则来源于“经营城市”。

  大同市国土资源局一位科长介绍,“原来大同一年卖地收入才两三个亿,去年(2010年)应该有30个亿”。土地升值后,大同房价明显上升,最好的楼盘单价已经达到6000元以上,而之前价位不到3000元。

  大同市政府一位高官透露,“到今年上半年左右,已经欠银行100个亿上下了”。来自民间的躁动则更有意味,一些储户对给政府贷款较多的当地银行多有警觉,转而把钱存入国有银行。多名大同人向本刊记者证实了这一做法,但未得到相关银行的证实。

  拆迁——“耿市长你就不能慢点?”

  耿彦波催逼着大同的城市化进程。8月26日夜幕中,在东城墙已成为日渐成熟的景区后,南城墙和北城墙的工程正在快马加鞭的建设之中。在南城墙一处工地,谈及为什么要加班,工人透露,“工头说耿市长催得很紧!”

  根据耿彦波的计划,复兴3.28平方公里的古城,新建一个40平方公里的御东新区,整合城市功能向东迁移。2008年和2009年,不算城中村改造,城市拆迁1.7万户;2010年拆迁2万户。

  最夸张的是2009年,大同城中村改造之外的城市拆迁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平均一天一万多平方米。一名多次被抽调参与维稳的派出所民警不无调侃地告诉本刊记者,“你要是2009年来就好了,我可以带你见识什么是‘耿一指’。只要耿市长伸手一指,‘这一片拆’,一周之内,这一片,肯定要夷为平地!”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从2009年开始,“钉子户”涌现,上访、堵路、告状的情况不断。

  2011年1月5日,因为大同179宗土地违法违规,耿彦波被国土部督察局约谈。3月3日,大同在山西省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中评价“一般”,耿再度接受山西省委的诫勉谈话。

  当时,耿彦波颇有些委屈地表示,大同的违法用地90%以上是国家重点工程,还有一些地方重点工程,没一宗违规和开发商有关。坊间当时预测,耿的“步伐”估计要慢下来。只是言犹在耳,开发商、拆迁公司夜袭魏都大道旁居民楼事件就发生了。

  有人总结,在大同,最能激起人们内心波澜的就是拆迁。

  8月25日,早上8点过,大同市迎宾路往市政府方向突然大堵车,等待许久没有动静后,公交车上的许多上班族开始下车步行。

  “又有拆迁户堵路?”

  “除了这个,还有啥事?”

  相熟出租车司机互相问候。

  15分钟后,前方传来消息:不是拆迁户堵路,只是两辆小车追尾。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一些没走远的市民重新回到了车上。又过了10分钟,迎宾路交通恢复正常。

  同一日,离迎宾路数公里的地方,原东关建材城旧址,因为拆迁纠纷,一群业主正拉着横幅要求政府兑现拆迁前的“口头承诺”。因为未签署拆迁协议,此事目前陷入僵局。据了解,业主已在此抗议了一个半月,无法开工的建设方重型机械只好停在旧址旁的马路上。

  8月26日下午,大同市柳港园安置小区内,即使已经乔迁新居,老霍夫妻依然忍不住抱怨。老霍家的房子是2008年冬天拆迁的,因为一直没有合适的房源,他们两口子不得不在石家庄和大连的两个儿子家轮流过渡。今年年初,因为不想再等待,老霍无奈选择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为此,补了30多万元差价。作为下岗工人众多的城市,许多大同人无力补齐差额。得知本刊记者要采访耿彦波,老霍希望帮忙问问市长:“为什么小面积的房子不多建一点?”

  “修城墙、搞城建,大家都很支持,可是楼都没盖好,就要把房子哗啦啦全给拆了,耿市长你是不是可以慢点?罗马是一日可以建成的吗?”妻子在厨房抱怨当天物价又飞涨的时候,老霍在客厅激愤连连。

  被拆迁者非议的是,“先拆迁后安置”的程序合法性。许多人还质疑大同拆迁的“一刀切”:不给地段补偿,不给装潢补偿,不区分原住房层次和朝向。

  由于安置房不能一时完工,“先拆迁后安置”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一些拆迁户因此成为“钉子户”——没现成房子就不搬。杨彦宝认为,“(拆迁)算总账老百姓是有利的,人的欲望很难填平,无法一一满足,而且大同的盘子太大,所以要理性看待拆迁户的意见。”

  3年来,在拆除这座城市的过程中,一些人找到了致富的途径。

  在北城墙边的一处拆迁工地,来自河北邯郸的萧书浦在一大片建筑垃圾里捡钢筋,运气好点,他可以捡到值钱一点的铸铁下水管卖钱。去年5月,他和老乡结伴来到大同做建筑工,因为嫌薪水低,他转而做起了拾荒生意。

  另一崛起的行业是房产租赁。房屋出租的广告在大同的拆迁工地和老旧小区随处可见。据今年1月12日公布的大同市政府2011年工作要点显示:今年大同城市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新开工项目面积将达222.35万平方米。这意味着,许多搬迁户将通过房屋租赁市场寻找住处。在本刊记者随机走进的4家房产中介中,均得到老板“房源看紧,要租得抓紧”的暗示。

  官路——“无限风光在险峰”

  1993年,37岁的耿彦波当上了灵石县委副书记。两年后,他当选为灵石县长。对灵石老城进行拆迁改造中,由于手段强硬,有人开始骂耿彦波。在其离开灵石前往榆次任职后,甚至有群众在灵石新城摆了三个花圈送给他。

  争议声中,耿彦波的仕途仍扶摇直上。

  2006年6月,耿彦波担任太原市政府副市长,分管城市建设管理、国土、规划等方面。

  上任后,他就提出:2007年是太原的城建年,太原要“建设一个新城,改造一个旧城,挖掘一个古城”。

  只是,还没来得及施展手脚,2008年1月,耿彦波就被调往大同履职。

  来到大同后,作为“城建狂人”的耿彦波被寄望颇高。

  确定发展规划后,耿彦波向街面上多年拆不掉的违规建房开刀。知情人士透露,当时有人示意耿彦波:某处有几十套门面房是某领导的,可不可以手下留情?耿脸一沉,就给拆了。

  大同人兴奋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市长!”此后,一些大同市民开始支持耿的造城计划,个别人,没地方住都愿意搬迁。

  硬件好起来后,老百姓开始希望耿彦波在提升软件方面也有所作为。

  在耿彦波之前,“活力不足,人浮于事、安于现状”,几乎是外界对大同官场生态的普遍感受。一名公务员私下透露,“(自己)8小时内工作能做好就不错了,更不要谈节假日加班。但是耿市长就不一样,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加班”。

  更少见的是,他很少在办公室里安坐,他的办公地点通常在工地或者街道上,随时开现场会,发现问题当场解决。市长带着各部门几十号人马走在街头,已成了大同一景。

  一名官员介绍说,现场办公,大部分时间,耿彦波不苟言笑,下属们注意力都保持高度集中,因为他随时会点到你。大同市政府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毫不夸张地说,耿彦波抓起一把灰土,就知道沙和灰的比例,谁也骗不了他,好多工程都是他看了后返工的。”

  “一个市长怎么能管沙子和水泥比例这么细的工作?这是工程监理的活。”有官员质疑他。另一种声音是“为什么沙和灰的比例都要市长来管?”

  对于耿玩命似的工作作风,一名不愿具名的大同干部称,“耿彦波改变不了大同,因为大家都习惯了慢节奏。现在大同的事情往往是他一个人着急上火,很多人却慢条斯理。”本刊记者在大同多个市级部门走访亦碰见,公务员上班时间看报纸、上网聊天。而多位大同人对公务员的效率亦多有微辞。

  对于耿彦波能多大程度上革除官场积弊,多位政界人士并不看好。2010年,大同遭遇建市60年最大的一起官场地震。

  彼时,因接受私营矿主李克伟的巨额贿赂,大同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王雁峰,大同市原公安局局长申公元、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巩安库,相继落马。当地政界人士认为,经历“地震”后,大同官场元气大伤,但积弊并未根除。

  山西政界人士认为,耿彦波急的原因是因为他太了解官场,留给他的余地其实很有限,相较于大同的经济转型之艰、吏治的涤清之难,城建也许还算是个见效快、易作为的领域。这也是他的一贯招数,而且“每每尝到甜头”,从灵石、到榆次、再到大同,城建均是耿最有政绩的地方。

  “无限风光在险峰你知道吗?”8月19日晚,在太原市迎泽大街,这个耿彦波曾经倾力打造的“太原市的客厅”,一名浸淫山西政坛多年的官员慢悠悠地反问本刊记者。而他对耿彦波的印象,最深的是2004年至2006年间,耿在山西省政府副秘书长、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任上,居然改扩建了隶属于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山西晋祠宾馆。

  记者手记:什么时候等得起?

  ◎文/本刊记者 潘则福

  我时常想起罗阿姨。那个操着一口厚重大同话的保洁员。抱歉的是,因为不太懂当地方言,很多话我让她说了几遍。

  在成为大工地的大同,她的家也面临拆迁,说到要离开这里,她的眼泪就噗的掉下来。老公去世得早,她没有再嫁,在这里住了20年。因为不喜欢看电视,以致接近50岁的时候,每晚陪伴她度过的只是盏40瓦的电灯。那几天大同有点热,她家里只有一个破旧的风扇,运转起来的时候,嘎嘎作响,她说金属的声音让她想起了她老公。那晚,在她家里她端给我一碗面条,里面除了面,别无其他。

  吃完面,沉默了有几分钟,她自言自语,“他们说估计要很久才住的进去,因为大家都争着要45平米的(房子)” 。

  8点,我准备走,她送了我出巷子,彼此饶有兴致地聊起他们的市长。

  “我有一次在街上看见他在检查工作,感觉他对(随行)当官的有点凶。”顿了顿后,她接着说,“虽然我扫了很多年街,但以前在街上从来没见过大领导!”

  分别没几分钟,我就接到她的电话:“我刚刚老表扬耿市长做得好,其实没告诉你,我现在很担心,再老点估计人家就不要我做了,装修我没钱,小区的物业费、供暖费听说有点贵,你要见到市长可不可以给他反映一下,就说小区的物业收费降低点嘛?”

  挂了电话后,我看着她家的方向,有点泪眼朦胧。

  到大同的最初几天,我惊奇地发现,随便一个大同人都可以告诉你“我们耿市长怎样怎样……”有人甚至对我说,你要帮我们宣传下耿市长,负面就不要写了。

  对于老百姓的各种声音,市政府的一名公务员有点不愉快——难得来了肯干事的耿市长,有些事情是不符合法律和程序,但不这样行吗?

  辗转找到采访对象A,言辞激烈的他对大同的现状颇为不满。

  “我一听强拆就气愤。如果地方官员连老百姓的合法权利都不能尊重,还谈什么城市发展、城市转型?即便是发展了,跨越了,很可能也是官员们的发展。”

  时间一天天过去,在和耿彦波电话联系数次无果后,我踏上了榆次的土地。

  阳光下,榆次老城楼宇斑驳的油漆正在脱落,经商的人们谈起耿彦波依然兴致十足。对于大同的命运,更多的人保持了冷淡。

  在一排空置的商铺前,游人结队合影。往前走几百米,前面有一片更大的复古建筑,遗憾的是一道紧锁的铁门阻断了它和外界的联系。在一片阴影下,杂草倔强的疯长。

  离开榆次后,在太原我听说耿彦波也在太原,那时很想可以和他见个面。如果只问一个问题,我想问——耿市长,请问你什么时候可以等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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