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司马亮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不期而至的朝鲜战争，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就是一次生死存亡的危机考验。出兵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艰难决策，以至于他整整一个星期都无心刮胡子。胡耀邦回忆当时情景说，“他不作声，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个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

　　60年后，我们回头再看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时间跨度远远不止一个星期。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9月15日仁川登陆，再到10月19日志愿军兵发鸭绿江，战局瞬息万变，敌我友各怀心思，杀机四伏，凶险莫测，整个决策过程远非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事实上，志愿军本来有多次出兵良机，因同盟内部的互相猜疑而屡失战机；最后在战局不利被迫出兵时，林彪提出“出而不战”，本来可以最小代价挽救危局，也因战场形势突变而未能付诸实施。

　　谁错过了出兵朝鲜的最佳时机

　　1950年9月15日至16日，麦克阿瑟乘朝鲜人民军主力胶着于洛东江，后方空虚之际，指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重大变化。

　　当人民军进攻洛东江一线受阻时，一直在关注朝鲜战局的中国领导人，分别于7月中旬、7月下旬和9月上旬，三次提醒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的后路。中国领导人这时已很清楚地意识到，金日成若要取得胜利，必须要靠中国军队的援助。9月初，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东北边防军的兵力计划增加到70万人，另有补充兵员20万人，同时加强了武器装备，为出兵援朝做好了准备。

　　8月26日，金日成在中国的提醒下，将美国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地区实施登陆的情报通知苏联，拟采取必要措施加强上述地区的防务，并“提出请中国同志派军队援助朝鲜的想法，因为人民军目前的前线状况太困难了”。

　　斯大林否决了金日成请求提供国际援助的要求。他答应金日成，“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向朝鲜空军提供强击机和歼击机。”完全领会了斯大林的主张后，金日成便不再考虑请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莫斯科身上。中国出兵援朝的最佳时机，就这样错过了。

　　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逆转。中国领导人立即做出了反应。9月18日，周恩来召见苏联大使罗申和军事顾问科托夫、孔诺夫，不满地指出，朝鲜很少在军事问题上向中国提供情报，中国曾尝试派一些军事技术干部去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不了解战场的真实情况。周恩来建议，如果朝鲜缺少足够的预备队（10万人），就应该将主力北撤，建立突击集团，等待决战时使用。

　　最后，周恩来不无用意地指出，由于没有做长时间、大规模战争的准备，现在西方国家非常担心苏联和中国可能参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应当利用这种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从这方面讲，中国军队由南方向东北调动，足以使英美政府感到不安”。

　　在向莫斯科提出援朝问题时，周恩来也询问了朝鲜的意见。9月19日，周恩来召见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询问朝鲜政府在仁川登陆以后，下一步对中国政府有什么要求。

　　第二天，金日成向苏联大使什特科夫汇报了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并解释说，中朝之间有过一个约定，即如果敌人在后方登陆，中国人将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则明确表示“希望能让中国参与在朝鲜的战争”。因为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对这一问题避而未答”。

　　此时，毛泽东确有立即出兵援助朝鲜的意图。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随驻朝鲜武官柴成文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路过沈阳时，柴成文将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高岗，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

　　但是，平壤的态度使得中国很难主动地、明确地提出参战的要求。9月21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是否请中国出兵的问题。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朴宪永、最高人民议会议长金枓奉和内务相朴一禹都认为，“情况危急，靠自身的力量已很难与美军对抗，应当向中国政府提出部队援助的请求”。金日成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中国参战可能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况且中国出兵也解决不了问题，应寄希望于重新创建的人民军部队。他还强调，在苏联军事顾问团和武器援助的情况下，请中国人帮助，会使莫斯科产生“侮辱感”，因此，应暂缓向中国政府求援，而是先征求斯大林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