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0年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英国殖民者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3个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和租借了香港岛、九龙司和九龙“新界”3块中国领土。辛亥革命之后，历届中国政府对上述3个不平等条约均未予以承认，国民党政府曾有两次大规模的收回香港的活动，但均以失败而告终。1949年10月17日，解放军四野十五兵团南下进军到香港北部边界，香港问题的解决获得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新中国政府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复香港。耐人寻味的是，解放军在抵达深圳后就一直按兵不动，毫无继续南进解放香港之意。新中国缘何采取这种态度？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历史玄机呢？
中英之间秘而不宣的约定
1948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接连告捷之时，英国朝野就开始不安了。他们很担心已经强占了一个多世纪的香港，难以继续高挂米字旗。1948年12月，港英政府颁布了《香港防卫军条例》。在许多人看来，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日子快要走到头了。当时港英当局认为，丢失香港只是早晚的事，他们已经准备了“文”、“武”两手来应对香港之变，但这些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正如1949年4月30日香港总督葛量洪在给英国殖民地大臣琼斯的绝密电报中所说的：“如果共产党人愿意夺取香港的话，英国将无力保卫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4日，广州解放，英国占领下的香港门户洞开。四野邓华所部的十五兵团继续前进，10月17日到达香港北部边界。香港总督葛量洪后来回忆说：“1949年10月，共产党的军队到达了我们的边界，我们一直都向伦敦咨询，尝试预测那些军队抵达边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是一鼓作气解放香港，还是让它暂时留在英国手中？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做出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策。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和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党中央的这个指示实际上为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指导方针，即香港问题是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之一，必须取消，但又属于“解决时机尚未成熟者”，因此，“不可急于去解决”。
由于处理香港问题的特殊性，新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不宜公开宣布，只能以暗示的方式向港英政府传达“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向。香港两家与中国共产党联系比较密切的报纸承担了这一特殊任务。1949年2月9日，香港《文汇报》在《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论中指出：“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迄目前为止，从没有一言一动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如四大家族一样，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威胁决不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对国内反动政权，不得已而用战争解决。至于对外关系，除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权且始终不放手者而外，决不至无端与其引起严重的纠纷。即使有应予修改调整之处，也会先就外交途径求其解决。”2月17日，香港《大公报》又以《乐观香港前途》为题发表社论说：“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不如一些人所想像那么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第二，中国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展望未来，香港应该与中国大陆建立良好的联系，尽量发挥其物资集散交通衔接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荣”。
这两篇社论以一种非正式的途径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持香港现状、保持其稳定的意图。中共中央还通过秘密途径向港英政府提出3项条件：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第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只要港英政府能很好地遵守这3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这3项条件合情合理，英国政府欣然接受，并与中国政府约定，此约内容秘而不宣。
1950年1月，在中英举行建交谈判的过程中，毛泽东基于“暂时不动香港”的决策，指示周恩来：“请周(按：指周恩来)复：胡阶森（按：英国临时代办）来时应与谈英国与蒋介石关系问题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他问题，而不要谈收回兵营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指示驻港工作人员，我们暂时不收回香港，不是放弃香港，也不是撤出香港，要长期生根，坚守阵地，支持国内工作；要承认香港同胞是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和内地的社会制度不同，这在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1972年10月，周恩来会见英国客人时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的。”这就是说，在时机未成熟时，中国仍要对收回香港进行必要的耐心的等待。
“暂时不动香港”，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策
毛泽东向英国表示的“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向，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了解新中国内外政策时，毛泽东向他耐心说明中共的立场：“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若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一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决定。”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港澳问题的政策，这是解放战争后期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酝酿的结果。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