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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人不谈文化，只谈生意。无需喝大酒，无需称兄道弟，无需假装朋友。只要告诉上海人，这笔买卖，有什么好处，就够。
任晓雯之城市观察
电影《青红》，讲一群上海知青带子女归根的故事。片中俩女孩登山远眺，其一道：“上海怎么样？真想去看看。”流落在外的“第二代”，梦想着上海的繁华、时髦、遍地黄金。《青红》的英文名字，正是Shanghai Dream。
相比《花样年华》和《色·戒》，《青红》不直接描绘上海，而是聚焦异乡上海人，他们鬼鬼祟祟围坐着，商议永不能实现的集体逃离。他们骂架，打孩子，反复教训子女：“你是上海人！”……“触心触肺”的逼真，让人无法否认：对，这就是上海。
上海不在遥远彼处，恰在青红们身边。上海由上海人的势利、排外、市井、琐碎构成。作为Shanghai Dream重要元素的张爱玲，一直被误读。她笔下的上海，华彩霓裳皆浮影，真正灵魂的，是现实冷酷的行事法则。《倾城之恋》第一句：“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这拨快了的钟，刹时将读者推入上海的坐标。
上海人势利，但最歧视的，不是穷，而是“巴”。“巴子”是比“瘪三”更损的沪骂。作为“上海指南”的《长恨歌》，写老克勒和旧社会闺秀。落魄，过气，照样将自己打理得山清水秀。穷而不巴，最有品位。品位是上海的精神追求。安妮宝贝抱着哈根达斯流泪，卫慧告诉读者她的内裤是CK。她们很上海，她们的忧郁和情色，符合这个城市的趣味。上海只有小资，没有文青。
上海人把有品位的表象争奇斗艳给别人，回到家，外套一脱，皮包一挂，就是另一种居家形态。上海的小市民，是亭子间出来的小市民，是半尺竿头相扰的小市民。一扇大门一把锁，挤着六七户人家，鸡犬相闻，隔墙有耳。某某打老婆了，某某孩子不及格了，芝麻绿豆的琐碎，足够整条弄堂消遣几天。
“曲折深长、藏污纳垢的弄堂”是上海的细胞，就像小镇是美国的细胞。如果有一个上海的福克纳，他的所有故事，必然发生在一条弄堂，而非宝贝们昼伏夜出的酒吧，或者穿棉布衬衫的午后咖啡馆。
“上海制造”的标签牌，大多出自异乡造梦人。大导演如张艺谋、王家卫，镜头中的上海也失真。粗犷的山东大妞巩俐，怎么都摇不到“外婆桥”。张曼玉胜于秀美，失之华丽。华丽不属于上海女人。她们对美不偏执。在冲向看中的衣服后，第一举动往往是摸捻衣料，翻看线脚。
很“上海”的新天地，是上海弄堂的标本，涂了颜色，浸了福尔马林。拆迁改造毁灭了弄堂的实体，却无损弄堂文化的根基。上海人的新公房，和旧民居一样逼仄。对于空间的焦虑，造就精致有余、格局不足的上海性格，也造就敏感而奇怪的建筑想象力。作为当代建筑丑闻之一的中远两湾城，就是这种想象力的印证。这苏州河畔的城池里，邻楼的居民，几能隔着楼隙抛媚眼，说悄悄话，玩击鼓传花。从高架驶过，黑压压的水泥丛林扑面而来，让人不自禁联想《后天》，联想一只奥特曼怪物突耸出来。
所以上海梦，多是外乡人在做。梦需要空间，上海太拥挤；梦需要心境疏落，上海人又太实惠。实惠，是小市民品格的根本。上海男人是实惠的，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不充大、不滋事、更不为一时豪迈买无谓的单。照北方女人的标准，这是群不像男人的男人。但照过日子的标准，实在是实惠。
实惠是个很物质的标准，而文化，是物质生活的冗余。上海人的生活里，不太容得下文化。如果告诉上海人，你是作家，会问：出书赚大钱吗？如果告诉上海人，你是教授，又会问：做老师待遇挺好的吧？
以物质为度量衡，事情变得清晰简单。所以，和上海人不谈文化，只谈生意。无需喝大酒，无需称兄道弟，无需假装朋友。只要告诉上海人，这笔买卖，有什么好处，就够。上海是个适宜做合法生意的地方。用北京话形容，上海人作为生意人——靠谱。
靠谱的上海人，彼此有距离。很少呼朋唤友，掏心掏肺。聊聊无关痛痒的八卦，讲讲闲杂人等的风月。对于北京人，认识的人都可称“朋友”，上海人界定人群却谨慎：同学、同事、邻居……熟人。“熟人”不带主观色彩，仅仅描述事实：双方认识，有交际和接触，也许频率还不低。
所以，你恨一个人，希望他寂寞，发配他来上海；你爱一个人，希望他安静，也请他来上海。上海，不比想象的更好，也不更坏。
任晓雯，上海女作家，小说见于《人民文学》、《钟山》、《天涯》、《大家》等文学期刊，另有学术文章散见于《二十一世纪》、《东方》、《芙蓉》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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