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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理论上来讲，如果认为这种城市化对政府、对居民收入正的影响和负的影响都有，我们就应该关心净影响是正的还是负的。周小川在去年6月份的讲话中有一句话还是很正确的，就是没有明显证据表明中国城市化带来居民收入大大的增加。这跟我们做的研究结果非常吻合。这是做统计的研究，我用了不同的城市化的变量，也用了很多不同收入的变量，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城市化的变量，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收入变量，都看不出来从1996年到2004年大规模的城市化对居民的收入有正面的影响。
我们最近做的农民工调查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2000年中国城市化步伐加快的时候，恰恰是中国家庭消费和GDP比例下降比较快的这几年。在我看来，这和农民工的现象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农民工在产出上的贡献，要远远超出城市化和农民工对消费的贡献。农民工的收入可以界定在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但他的消费行为基本上还是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收入已经有所提高了，通过一次性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有所提高了，但是消费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年龄段。这里头也不是特别复杂，第一个原因就是文化和习惯。我们这些人到美国去，不是刚刚到了美国，消费习惯就是美国人的习惯了，我们还是有中国人的习惯，有消费的惯性。
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有收入替代的作用。我们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绝对是农村里最有能力的劳力。农民工收入的水平和纯粹务农的农民家庭收入水平之间的距离非常大。这里边很可能有替代的作用，即我是我们家最能干的，我离开了农村，剩下的这些人产出就减少了，如果认为农民的个人消费不是取决于自己的收入，而是家庭收入，即使个人收入有所提高，可能也不会改变消费的行为。
我们的研究非常清楚表明，我们这种严重制度的歧视抑制了农民工的消费，也就是户籍制度。我们调查中的53%的农民工在2003年以前离开农村，但到了2009年，29%的农民工有改变户口的期望。随机性的1500个观测点，没有调查到1例农民工到了城市里换到的户口。而在这1500人里头只有30%的人有对换户口的期望，虽然他们很早以前就离开了农村，很早以前就住在这个城市。
这一批农民工的谨慎性、预防性的储蓄心理是非常强的。他们的储蓄率是40%，我们又去看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做的调查，比如在广东城市居民储蓄率只有20%-25%左右。当我们问到农民工为什么要储蓄的时候，他们的回答中第一位就是子女的教育，第二位要回乡建房子，他已经在城市里住了十几二十几年，但还是期望要回到农村去。我刚从东莞一个农民工小学回来，这个小学完全是农民工自己办的，私立的学校，基本上一个农民工在小孩教育的支出相当于整个支出的30%多。30%是什么意思？在美国中上层的家庭，如果把他们的小孩送到私立学校，差不多能占开支的30%左右，如果送到公立学校就一分钱都不用花。
在城市办学校应该比较便宜，因为人口密度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如果城市化步伐加快，公共产品提供也应该速度更快才对，但是恰恰因为户籍制度，公共产品的提供却远远落后于城市化的速度。
中国城市化是一次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而且增加的幅度非常大。但问题是没有连续性增加的预期，这是中山大学2006年的调查，我们设计的问题是，你第一次涨工资是在哪一年，95%的回答是在2005年。虽然样本里头60%多的农民工在2003年已经离开了农村，已经到了城市里，也就是说只有5%的农民工在这之前经历过涨工资。这并不能说明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涨，他涨工资的办法是靠换工作来涨。所以研究数据还是有增长的。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最早对农民工的调查，是德国的学者1993年在深圳做的调查，我们就把他的调查跟我们的调查做了一个比较，后来我发现，如果1993年到2005年抛弃通货膨胀，深圳农民工实际工资增长9.5%。非常低。
中国的内需不足是因为收入不足。现在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家电下乡这都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另外，今年在美国是政治年，今年中美贸易之间的冲突肯定要加剧。所以政策调整在我看来是相当紧迫的，如果你不增加农民工的收入，不增加他们的消费，还像往年一样依靠外需增加，在我看来这种可能几乎没有。增加农民工收入，第一位重要的政策举措就是取消户籍制。在我看来，提高农民收入最佳途径不是通过 《劳动法》限制企业家的自由，而是应该集体谈判。在农村金融开放，使农村居民至少有一个选择，他们也可以去创业，创业是需要金融支持的，也可以到城市去打工。另外结合取消户籍制，还要大大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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