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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90年代中国家庭消费有很大的变化，就是消费支出平稳上升，但是个人支出增长很快，税负增加也很快。IMF经济学家做统计的时候，计算的是个人所得税，但是没有计算1990年代的新增税。在我看来，那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消费过低是因为储蓄率过高，很可能这里边有计算错误，很可能他们把中国的储蓄率高估了，如果重新做计算的话，可能得不出这个结论。我想指出的是，周小川行长在2009年7月一次会议上，也提到了这个现象，就是中国家庭储蓄率并没有提高，而是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提高了。所以我想中国家庭消费下降并不是因为中国家庭储蓄率升高，而是因为中国收入的增长相对于GDP来讲严重滞后。
在农村这种现象尤其明显。从家庭收入增长来看，1980年代是家庭收入增长的黄金年代，那时家庭收入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1990年代GDP增速还是很快，但是家庭收入明显放慢。2004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因为有十几年非常慢的家庭收入增长，所以基数也是很低的。另外有一点我自己也很不明白，就是当政府包括2008、2009年农民收入增长8%-9%的时候，再仔细看调查高收入、低收入、中等收入加权系数，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到了2007年，中国统计局对农村最富有的家庭加权系数是30%。30%多被调查的家庭是中国农村最富有的家庭，而到2004年、2005年时只有8%左右。当然这可能有非常正当的理由，加权系数这么短的时间有这么大的变化，我是抱有一定疑问的。不管怎么样，2007年农村家庭收入有所提高，但是不是提高到8%和9%我是有疑问的。
我觉得中国消费和家庭收入相关系数非常高。收入高，消费也就增加了，收入增长低，消费增速也就会放慢。1980年代农村消费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1980年代增速非常快，而且跟当时收入增加速度完全吻合。
我为什么要重视农村经济和农民？首先，农民的人口基数非常大，他们的收入和消费对整个宏观影响也非常大。按照统计局的统计，2008年中国有7亿常住农民，还有2.3亿的农民工。群体非常大。此外，我一直认为农村经济是重视市场化的经济。1990年代有大规模农民工的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工出现，大规模的城市化，到底对居民的收入是怎样一种影响呢？
我们认为，城市化是不是会起到促进收入、促进消费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密度有没有增加。但我们从中国城市化的统计数据来看(再次说明我们只能看到2004年的数据)，至少到2004年看不出来中国城市化带来人口密度的增加，基本上是新的城市建立。如果你要看人口密度中位数的话，人口密度在1990年代还是有所下降的，并没有上升。
在我看来，中国城市化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行政行为。因为土地是公有的，是政府控制的。如果这种城市化通过大规模土地扩张，基本上可以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是一种行政性的城市化，而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经济形式的城市化。比如我现在跟一个印度的学者在做中印城市化研究，我们就是把印度城市化的定义套在中国的数据上，我们这么做，就会发现中国400多个城市如果用印度的定义可能会降低到200多个城市。也就是说在中国如果用印度人口密度衡量中国的城市，差不多有30%-40%的城市达不到印度人口密度的标准。
像这种行政性的城市化，对居民收入到底有什么影响？肯定正负面的影响都会有。首先正面的影响就是农民工的影响。我们做研究发现，这种收入的增加完全是一次性的，一个农民一旦转成工人，转变的过程对他的收入有非常大的增加。但是一旦变成工人以后，工资的增加是非常难的。另外一个正面的影响，因为农民工非常有效率，他们的生活成本很低，也就是提高了城市居民实际的收入。因为我们过去要花很多的钱去买一些产品和服务，现在只需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做到了。
1990年代大规模国有企业的破产，也许和农民工现象出现有关系。当然我没做过研究，仅仅是假设。另外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善市场机制，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我丢了工作，但是因为工业化、城市化，我的土地会升值，我丢失工作的收益如果小于我从土地升值获得的收益，对我来讲也相当于没有失业。在美国、韩国、台湾省都有补偿的机制。因为我们的土地是政府国有的，因此土地公有制这种补偿机制就失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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