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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性“在最近一段时间成为城市和开发者们追捧和标榜的热门名词，在写字楼广告或者城市重点地段的设计招标公告中，“地标”甚至“城市标志”随处可见，标志性更多地体现在广告性上，成为商家利用的卖点。殊不知，越来越多的地标正在淹没着古老的城市和文明，而那些对民族文化不友善的“地标”最终命运可能仅仅是建筑垃圾。
最近，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喜马拉雅空间设计总建筑师张在元，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居住区规划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五合国际建筑设计集团董事长陶滔，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徐卫国，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深圳市清华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兼深圳市水木清设计公司总建筑师陈怡妹，北京培铭建筑设计公司负责人蒋培铭，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4Al建筑工作室主任王蔚在SOHU焦点网直播大厅共同探讨城市标志性建筑的话题，希望社会能对标志性建筑有一个更加理性的认识。
标志性建筑不能自封
张在元在东京大学的博士论文研究的课题是英国殖民地城市设计体系，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英国殖民地的标志性建筑。他认为，标志性建筑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集团的政治、权力的欲望和象征。在相当程度上建筑和城市不是孤立的技术载体，而是包含着政治意义。所以无论是中国的皇帝还是国外的元首，总希望在城市和建筑上体现一个国家的形象。一个国家的领导，一个城市的首脑，追求政绩，要依靠标志性建筑来体现，首先要明白标志性的定义和概念。通常来说，一个标志性的建筑需要有五个前提条件：第一，应有其特殊功能，比如说它是一个具有特殊军事意义的目标或者是一个战略性的要塞；第二，建筑通常是由国家或者世界公认的著名建筑师来设计，赋予建筑特定的前提；第三，在城市或者区域特殊的地段、关键性的节点或者比较有争议性、敏感性的地区；第四，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与一些特定的历史性人物有关联，成为一种纪念性的标志性建筑；第五，与一些重大偶发事件有关联，比如说美国世界贸易中心大楼“9·11”事件发生以后的遗址也成了标志性的建筑。
标志性的建筑不是自封的，而是需要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不能说现在设计的建筑就是标志性的建筑。国内一些城市领导或开发者求变心切，或者太重视标志性建筑的广告宣传效果，人为制造一些爆发式的标志性建筑只能是昙花一现。
标志性在于可识别性
在文化精神和权力的象征意义之外，徐卫国教授认为标志性建筑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其可识别性。识别性是建筑经过很长时间，在市民心目中逐渐形成的标志性，比如人们会说自己家是住在带有红色面砖的楼旁边或尖顶楼的旁边等等。权力的象征意义往往是建设者主观
意志的表达，而后一种则是逐渐形成的。前一种建筑要放在最显要的地方，在布局空间的营造、色彩、材料等多方面赋予其特色。识别性的建筑则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称为地标。从现实角度来看，城市的建设者希望建筑能够体现城市朝气蓬勃的精神或者一种城市文化，所以往往选址在比较显要的地方，并且把建筑的体量做得比较大。
浮夸式地标只能是垃圾
承担北京世纪城市建筑设计的深圳清华苑的总建筑师陈怡姝，对标志性建筑有着独特视角。她担当领衔设计之一的北京世纪城市项目，战胜了多家国际知名设计机构最终中标。陈怡姝说，现在的不少建筑师都会遇到一些带有“标志性”这三个字的任务书，但任务书中往往都是对“标志性”的片面理解与追求。在建筑设计过程中，我们关注的不是“标志性”这三个字，关注的是人，是人的需求。因为建筑是历史存在，是城市功能的一部分，曼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指出，城市应“化力为形，化权势为文化”，重要的建筑在承担经济和社会的重大责任同时还要展现文化积淀，当优秀建筑承担了这种角色，就可能成为地域的标志。那些浮夸的所谓的地标性建筑，简单炫耀权势，只能是垃圾。
公众意识决定标志性
五合国际董事长陶滔今年参与标志性建筑的讨论就有三四次了。他说：现在社会意识把标志性或者地标理解成很时髦的名词，特别是开发商、投资商都对它非常感兴趣。问题的关键在于标志性应该由谁来评判，怎么评判它的标志性。符号学有种研究观点认为标志性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历史、文化等等积累出来的结果，背后表达的是一种公众意识，公众认可才具有标志性。当代通过技术，通过商业投资行为产生出来的建筑，能不能达到标志性呢?一个项目所处的区位很重要，投资很充足，设计师也很有名气，比如国家大剧院，谁可以把它评价为标志呢?最终还得有一个广泛的舆论或者公众的说法，还要经历各种社会变化，需要很长时间来评判。
都追求标志性就失去了标志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4Al工作室主任王蔚刚刚参加了北京城市标志设计竞赛，其“奥运火种2008”的方案入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选中的6个方案。王蔚认为，现在城市标志性建筑，往往只注重一个点上的问题，但实际上，建筑之所以成为标志性建筑，是因为它是整个城市时空中的一个点，不同的标志点连成了线，组成了片区，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完整的形象。“奥运火种2008'’这个项目，不是作为一个标志来设计的，而是创造一个观光平台。如果所有的建筑都是争标志性，就没有标志性建筑了。像北京的金融街和中关村西区里随便一个建筑放到小城市当中都可以成为标志性建筑，但集中在一起，几乎都失去了标志性。有的建筑就应该追求群体标志性，甘心作背景。
标志性建筑应注重文化性
故宫、天坛因为人们认为它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同时表现民族文化，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在人们心目中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标志。放眼世界，上海的东方明珠、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北京的胡同、威尼斯水城都成为一种标志，这些标志以点、线、面的不同形态存在，一看这些形象、情景，就知道是什么地方，属于哪个国家。蒋培铭认为，标志性建筑影响度、关注度都很高，但体现的却是非常简单朴素的感情。文化的价值是大家认知一个城市或者地域的元素。
对于标志性建筑的关注反映了人们对精神层面关注和美好追求，对城市的关注更多了。但有种不好的做法是不注意建筑的个性和地域文化特点，从南到北，每个城市都在建设标志性建筑，但从南到北都没有特色。标志性建筑不管是点、线还是面，最好能体现出一种民族的、地域的个性，这样才能使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人们才能感觉到世界的美好。
最高最大最贵未必是标志
探讨标志性建筑，有人更多地关注形式的问题或者造价，仿佛越高、体量越大、结构越新奇、造型越怪异、造价越昂贵，就越容易成为标志。
陈怡姝对于造价的问题非常关注。她认为，CCTV新址等建筑设计的确是很优秀的，但中国的国情是否适合于不断成就可能在国外也不能实现的建筑梦想，还值得谨慎 思考。而且，标志性建筑并非一定要高造价，要大体量、新奇特。专家们举了越战纪念碑的例子，它是极其有标志性的建筑，但是从它的形式来说是无标志的，设计者在地上做了一个沉下去的斜坡，人通过这个斜坡走下去，看到很多越战当中死去士兵的名字，它的标志性正好表现了其特性，不宜渲染，不宜宣传，它的形象没有标志性却实现了标志性。
陶滔说，标志性建筑如同天外来客降落到地球，来一两个大家觉得是挺新奇，降落多了，就是灾难性的，因为整个城市系统会被打破了，从而必须重构系统。对于标志性建筑．功能人们不会有太多的分歧，讨论建筑，更多的是探讨建筑的形象，这是文化层面的内容，每个时期的人群审美观点不同，很难统一。但有些巨额投入的标志性建筑，如同一个人为显示其富有，非要镶满口金牙一样，虽然吸引了关注，但未必是美。建筑师在这样一个时代，应该寻找、探讨更适合中国、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建筑。
科技的发展颠覆了传统的设计方法，也使建筑走向理性。徐卫国分析说，过去设计师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建筑形象上，在脑子里先想好一个形状，预先设定要实现其标志性，画出来，然后再建；现在设计方法和手段发生了很大变化，建筑的形象并不是建筑师脑子里马上想出来的，而是基于各种因素的分析，对建筑功能的理解推导出来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人文环境、建筑环境等等，都会影响到建筑设计，片面追求新奇特的伪标志性建筑将会走向穷途末路。
专家们呼吁，国家需要有形象的象征，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标志性建筑要考虑收益是否与投资成正比。国家体育场的瘦身说明了政府在倡导建设一个节约型的社会，节约一些标志性建筑投资，用到教育、医疗等紧缺资金的刀刃上。建立和谐社会应该首先从建设和谐的城市、和谐的建筑体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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