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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怀抱着跨入城市规划界进行更“专业”的城市研究的企图，2007年5月份开始我作为一个科班出身的社会学专业学生，认真的准备起了一次跨学科之旅，而其具体的目的地则是位于上海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这个城市规划界的巨擘。备考过程着实辛苦，但收获确实良多。2007年11月23日，奔走于沪宁线上的舒适的动车组将我载到上海，我在这里待了5天，之后前往宁波小住。
上海，这个昔日的远东第一大都会，远东地区最大的商业、金融和工业中心，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随着中国政局的一次次剧变而起起伏伏。在上海再次走向全球化的今天，虽然上海面对东京、首尔、台北、香港和新加坡，其角色已经由领跑者成为追赶者，但上海毕竟是上海，“东方巴黎”风韵犹存。
遥想1999年我上高一时，第一次来到长三角、来到上海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强烈的震撼。从此，上海成了我心目中最先进的中国城市。虽然高考时报了山大，在自己的老家济南读了四年本科，但对上海和长三角的好感始终未变，也最终经过考研来到南京大学。不过南京给予我的东西太多，南京提供了一种更为真切的城市生活经历，我对上海的感觉逐渐模糊。而且我是那种对于带有霸气的所谓“主流”叙事很难接纳的人，在济南时，我受不了张口闭口就是“北京”，而到了南京，我同样对于总是将“上海”挂在嘴边不以为然。而当我在2007年再一次来到久违的上海之后，虽然不能完全说，作为中国人甚至是全世界想象中的正在崛起的世界城市的上海，其形象却在我的心目中崩塌了，但是至少可以说，我对上海的认识更为贴近一个现实的上海了。尤其是2007年夏天在香港的旅行感受，成为一个很方便的参照系。
回到南大，自然感觉也不应该“浪费”这次经历，应该就上海写点东西，不过在把基本的思路记下了之后却迟迟未能动笔——不过绝非没有时间，因为在那之后我一共写了5篇随笔，一篇译文，包括最近期的关于日照、连云港的随笔和关于济南的译文。或许是对上海的感觉比较复杂，上海本就是一个多元文化杂糅的“滩”，在上海，没有一个像“梁陈方案”之于北京一样能够让我心潮澎湃的主题。同时又觉得关于上海的文章实在汗牛充栋，不特别需要我在这里赘述，所以不妨为相对冷门的宁波、日照、连云港和济南多写一些东西。
上海早已成为国际学术界中国城市研究领域中最热门的个案研究城市，仅以卡迪夫大学的吴缚龙教授为例，他的大量论文就是以上海为主题的。因此上海是幸运的，这个复兴中的世界城市目前所获得的学术关注甚至已经超过了香港和台北。“远东第一大都会”虽然没有完全恢复的必然性，但上海已经向世界展示了一个迷人的前景。于是，我还是把这次旅行的观感再通过回忆的方式组织起来。
一、“发展中”的城市我乘坐动车先到上海。妈妈也从家里赶到上海，一为关心我的学业，二来也是来散散心。她从家里带来送给亲戚的土特产异常沉重，拎着它们走路都有些困难。当时并不知道火车站有个地下停车场，可以在那里等出租车，于是到站前广场外的马路上拦出租车，结果无一例外都被拒载。于是又拎着袋子吃力的走回地铁站，到人民广场站。地铁的入闸口是三脚架，进入十分不方便，尤其是大包小包，或者在地上托进来，或者从上面举过来。一路的辛苦让我颇感心烦，首先不由得想起南京地铁入闸口的人性化设计，然后又产生了这样的感慨：上海仍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它与世界一流城市的差距，主要的不是基础设施等硬件，而是良好的城市管理。
出了人民广场站，搭乘同样具有发展中国家特色的机动三轮车，在小巷子间快速穿梭，终于到达了临近乍浦路桥的虎丘路。这是一条很有历史的街道了。按照门牌号找到了亲戚家，一栋现状还不错的多层近代建筑。
在上海的这5天里，一种对这个城市的不认同感让我久久不能释怀。因为对香港的直观体验，我已经对顶级世界城市有了更多的了解，所以任何所谓“现代化”的城市景观都很难再让我有震撼的感觉。而上海又是一个缺少历史沉淀的地方，更缺少一种对历史价值的真正的尊重。南京中山大道两旁的梧桐树就能让我立刻感受到一种沉静的历史，更不用说南京明城墙、秦淮河和中山陵。而在上海，充斥的总是建筑工地和摩天大楼。我并非讨厌摩天大楼，但如果只有摩天大楼，则似乎这个城市还缺少一些气质，显得过于浓妆艳抹了。由乍浦路桥开始通往同济大学的路上地铁施工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和交通不畅，以及糟糕的道路绿化所造成的光秃秃的道路景观，更是给我非常不好的感觉。而如果看看颇具炫耀姿态的陆家嘴，又感觉远逊于香港的维多利亚湾。
上海这个城市到底在向中国、向世界展示什么？这是一个我在上海的几天里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它是希望与纽约、东京和香港比摩天大楼这些奢侈性的城市景观？还是希望呈现一种充满活力、创造力和地方文化特色的城市生活？我并非对上海特别挑剔，我也非常清楚，上海要赶上香港至少还需要10年。或许让我对上海保持如此强烈的批判性的原因，是全中国、全世界对上海的过度乐观，是上海的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如果一个城市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保持对自身的反思，那么这个城市是令人担忧的。炫耀性或许是上海自信的表现，但扎实的内功才是持续发展的源泉。
二、高校在上海的几天里，对三个高校的观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藉此希望获得对上海高等教育环境的认识，而且这本身也是城市气质的一个重要来源。
1、同济
对同济四平路校园的直观认识，就是去确认报名和考试间歇的时候，走马观花的看了一部分，其范围，也仅局限于从正门进，过图书馆，从南门出的这一段。而其原因，则是“考上之后可以再好好看”的可笑想法。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同济浓厚的工科气氛和艺术气质。校园的设计首先表现出一种严谨，以及对几何构形的崇尚，缺少让人印象深刻的历史建筑。但如果仔细观察一些细部，如南楼、北楼前的百年校庆宣传栏，乃至南楼洗手间的设计，都会发现一些小品的呈现，如碎石、雕木等。同济毕竟是中国建筑学和城市规划设计的重镇，这对其校园设计自然也影响颇多。而如果看一些比较建筑与装潢的大众化话题，如南楼、北楼的室内装修，则可以明显的发现同济是一个资金充裕的学校。联想到南大冬天寒冷如冰窟、墙壁掉渣漏水、门窗年久失修的教学楼，实在让人鼻子一酸、一阵伤感。同是985高校，差距就已经不是一点两点。
同济正门所在的四平路早已倍受地铁施工蹂躏，环境极度糟糕，而且据我观察推测，其原本也不过是一条平庸的城市主干道，实在让我不愿多停留一分钟。但同济南门所在的赤峰路，我则早有耳闻，是颇有名气的“设计一条街”。虽然我对赤峰路的体验依然是匆匆忙忙，但设计公司、书店林立所塑造的独特的艺术气氛，以及清洁、绿化良好的街道环境，都让我对它印象深刻。这是我理想中的城市街道：路面平整、清洁、绿化与照明良好、有限制的机动车使用、怡人的步行设施与环境、沿街店铺兴旺林立但决不混乱、沿街建筑实用规整风格协调而决不矫揉造作或突兀惊悚、商业与居住功能适当混合。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或简称“同济圈”。同济的建筑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土木工程、道路桥梁、汽车、机械、材料等专业都具有傲人的实力，这是环艺设计、工业设计、工程咨询管理等创意产业萌发的绝佳土壤。由此，在同济周边形成了一片颇具特色的产业集群，而赤峰路不过是冰山一角。“同济圈”在中国非常具有独特性，这种产学研联动发展的模式，与北京中关村有异曲同工之妙。杨浦区长期被认为是上海的一个主要的工业区，但杨浦区的高校阵容一直堪称豪华，单是同济、复旦和上海财大就已经足够强大。所以同济圈的出现，也是杨浦区城市产业转型的一个绝好的契机，杨浦区政府对其极力推崇，并希望通过“创智天地”这样的大动作进一步推动。虽然我们需要绝对肯定政府和瑞安这种商业大鳄的共同关注，对同济圈乃至整个杨浦区创意产业的推动作用，但是更应该牢记的是，这一环境的形成更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然衍生的结果，而并非刻意所为。所以在政府和投资商的介入之中，需要切记的是，同济圈需要的是锦上添花，而不是越俎代庖。同济圈可以由于硬件设施和管理的提升，而在整体上更为快速的发展；但是如果同济圈的生态结构遭到破坏，肌理遭到摧毁，则任何投资都将是枉费心机。因此，政府和投资商的谨慎态度，以及对其原有生态结构的尊重，是应该赞赏的。
2、复旦
复旦长期号称“江南第一学府”，实在是如雷贯耳，我是认真的把复旦的校园仔细的观察了一遍。先是到达五角场环岛。在1929年上海特别市政府编制的《大上海计划》中，吴淞与江湾之间的今五角场地区，被作为新上海市的中心区域进行了高水准的规划，邯郸路、四平路、黄兴路、翔殷路、淞沪路五条干道在此交汇，“五角场”由此得名。然而万恶的日军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这一已经进入实际建设阶段的宏伟计划最终流产（并不只是上海，许多城市建设计划也都因为侵华战争而流产，如济南胶济铁路以北的北商埠、位于连云港市连云区的“连云市”），只留下已经建成的上海市政府机关大楼、上海市体育场、博物馆、图书馆、虬江码头、市立第一公园等一批纪念性建筑作为留念。
今天的五角场连同江湾，已经成为上海的4大城市副中心之一。我所看到的五角场，环境整治成效是显著的，环岛周边耸立的大型商城也在向人们宣示五角场在上海城市商业地理中的地位。然而我的感觉是，五角场的氛围还有待培养，比起徐家汇，差距依然非常大，人气不旺就是一个直观的表现。而在商业配套上，似乎也有待优化。要找一个中式快餐店都有些困难，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休憩场所就更困难。这样的商业区不是一个适宜停留和闲逛的地方，毕竟现代商业区绝对不仅仅是买卖东西这么简单。
由五角场环岛经邯郸路向西走，很快就到达复旦。从曦园旁边的小门进的复旦，展现在眼前的林荫小路、小园林和明显建于50年代的中式屋顶的楼房，一时间给我的感觉是，这里很像山大老校。然而再往里走，建筑逐渐稀疏，空地逐渐增多，人流逐渐稀少。我对复旦的感觉最终被逆转：复旦是一个略显空旷的校园，有些地方甚至有些大而无当的感觉。可能是对南大袖珍而高密度的校园太过习惯的缘故，南大校园里熙来攘往、人流如织的场景，以及建筑和绿化景观的密集度，与眼前的复旦对比鲜明。复旦的空旷感，是我一个独特的感觉，或许是一时不能适应土地资源充足的校园的那种空间感。但是复旦的绿化同样让我无法恭维，而我一直享受那种在南大和东大的中央大道这种“绿廊”里行走的独特感觉。如纽约世贸中心般耸立的光华楼双塔，确实让我稍稍震撼了一下，毕竟这种建筑出现的地方不是陆家嘴，而居然是复旦。匆匆体验了一下复旦的教学楼，设施丝毫不逊同济。及至后来看到的主要为研究生服务的北区学生公寓，公寓楼林立，餐厅、体育馆等配套齐全，其场景之宏大犹如一个住宅小区。再回想一下在南大住的20舍，简直有30年的差距。
在相辉堂，则切实的体验到了复旦的一丝历史感。相辉堂居北，景莱堂和子彬院分列左右，奕柱堂居南作为相辉堂的对景。这种布置，与南大的北大楼、东大楼、西大楼和老图书馆的背景如出一辙。登辉环路的西面，则是同公堂、相伯堂等一群小巧的建筑。虽然这些建筑的历史和形态应该有让人崇敬的感觉，但我还是想念北大楼上的爬墙虎。复旦将这一片修饰的太清爽了，历史感也随之被修饰掉了。复旦的牌坊门我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因为它被藏在一个太过偏僻的角落里了。牌坊建成于1920年代，一面写“复旦大学”，一面写“敬业乐群”。虽然修葺一新，但大门半掩，行人绝少，似乎已被废弃。想想北大的牌坊门，则几乎有王府的气概，不但有警卫站岗，而其早已成为北京一景，是前来北大的游人必到的地方。复旦的牌坊门如此落寞，实在让我叹息。
复旦目前的正门，则酷似某个乡镇政府的大门。进门直面的，则是一个硕大的毛主席像。与同济高举右手指引革命群众的形象不同，复旦的毛主席像则是背着手的。这似乎应了一个说法：只有理工科学校的毛主席像才敢造成招手形象的，文科学校怕受力分析不在行让手掉下来，所以只能造成背手的。我对上海高校的毛主席像，感受到的不是革命历史，而是上海紧跟时代潮流的风格。上海在1949年之后的转型是惊人的，从闻名世界的“远东第一大都会”、“十里洋场”，快速改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模范工业城市，并在后来成为文革的策源地。上海人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中，同样体现出其务实风格。解放军接管上海不过几年，上海女性就开始把新兴的共产党军政干部作为择偶标准。上海很清楚，如果自己要在社会主义中国继续走在时代前列，必须紧跟革命潮流。而毛主席像虽然不是上海高校的首创，却实实在在的反映了上海这样一个特点：在任何时刻都保持对时代潮流绝佳的嗅觉和把握能力。在1980年代深圳特区试验的时期中，上海经历了短暂的蛰伏，但1990年代开始，浦东开发标志着上海又要在中国独领风骚，甚至要恢复“远东第一大都会”的昔日荣光。
在复旦，我没有体验到领袖气质，完全没有北大的霸气。这也暗合上海的城市风格：善于模仿和学习，但过于精明，不免缺乏创新和冒险精神。复旦是一个合格白领的高质量生产线，复旦的毕业生一定具有绝佳的学习和适应能力，一定非常受用人单位欢迎。复旦为上海不断拔地而起的写字楼源源不断的输送员工。但通常不应该期望复旦的毕业生能够成为开天辟地的领袖和创业人才。复旦的特征，也可以很好的解释上海在表面光鲜之下，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却为何如此匮乏。
复旦虽然也可以称得上百年老校，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949年之前，不用说在全国，即使在大学林立的上海，复旦也算不上什么重要的角色，或许只能与大夏大学、光华大学这些比一比，远不如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但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使格局陡变，浙江大学和中央大学作为国民政府的嫡系院校，都成为被肢解最严重的大学，而复旦大学则大批量接收了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大同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学院的文理科系所，一跃成为华东地区最强的文理基础学科研究型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大学的作古，自然很容易理解为社会主义中国对西方教会势力的厌恶。但上海其余的很多大学如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也纷纷作古，唯独复旦逆势而上，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各种原因，或许可以在2005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胡锦涛主席的贺信中见得端倪：“由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私立大学”。既非教会背景，又不是国民政府的嫡系，还有民族性和首创性，则自然有改造和发展的充分理由。“江南第一学府”的招牌，由此逐渐被复旦把持。
3、交大
上海的另一所著名学府交大，在上海城市版图中所处的位置，与同济和复旦刚好是一个对角线。身为文科学生，我对理工科打天下的交大了解远没有复旦多。前往参观，主要因为其有地铁通达，且靠近衡山路。与复旦的类似之处是，交大也依托一个城市副中心，那就是远比五角场有名、发展也更成熟的徐家汇。“徐家汇”一名，源于大明帝国殿阁大学士徐光启。而今天的徐家汇，其发展目标是号称要成为上海的“新宿”、“尖沙咀”，而早在1994年底就建成通车的上海地铁1号线贯穿徐家汇，所以其可达性让五角场至今仍无法与之相比。徐光启大学士本人就是天主教徒，明末积极引进天主教的最高级别官僚，利玛窦的挚友。徐氏家族时代居住的徐家汇，也因此具有长久的天主教传统。在经历了清朝200多年的禁教历史之后，天主教再次在上海登陆，首选的地点依然是徐家汇，“圣母为天主之母之堂” 至今仍巍峨伫立。
与复旦的中式建筑不同，除了大门是一个歇山顶的中式建筑之外，交大校园内的历史建筑均为西式建筑。统一而考究的建筑风格，让我仿佛置身一座美国大学，单从校园景观上来说，交大就对得起1930年代“东方MIT”的绰号。交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盛宣怀在1896年创办的南洋公学，1921年北洋政府才把交通部所属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路管理学校、北平邮电学校四校统一学制，统称交通大学，分别称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沪校）、唐山学校（唐校）、北京学校（平校）。1949年之前的交大地处法租界，教学全用麻省理工学院的原版教材，时称“东方MIT”。这是近代中国官办大学的一个典型例子，无论是建筑还是教学模式，都希望能够与西方看齐。再联想一下南京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中央大学为国民政府所办，建筑形式则是标准的西式风格，以大礼堂和图书馆最为著名；金陵大学为美国教会所办，但建筑形式则全为中式，以北大楼最为著名。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当然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舶来品。处于凄风苦雨之中的近代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民族自信心险遭彻底摧毁，传统文化的价值遭到全面怀疑，仅从近代中国自办大学的建筑形式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上，就可以看出。
三、城市橱窗在为申请香港博士而写研究计划的时候，我喜欢使用“城市橱窗”(city show window)这个词，用以形容企业主义城市对城市核心区物质形体环境的改造和提升，作为改善城市资本积累环境的重要手段。在当代中国城市中，城市橱窗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而上海则是其中的典型。到上海的游人很少错过外滩、陆家嘴和南京路，这是外地游客到达最多的几个地点。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上海城市形象的代言，这从各种关于上海的宣传资料中，反复出现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和陆家嘴的形象就可以看出。上海的城市橱窗布置极为豪华，让每一个第一次到达上海的人，都能够在此体会到上海的大都市氛围，并相信这些景观所极力证实的上海迷人的发展前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所展示的，是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礼仪，是党国体制的威严性。而上海的外滩、陆家嘴和南京路，展示的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卓越成果，是党国的实用主义经济哲学。
城市橱窗凸显的是一个城市最夺人眼球的内容，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俘获游客、投资者、上级领导和媒体的心智，因此其建设要诀是必须具有震撼力。而城市橱窗的布展成果，也在潜移默化之中为这个城市的市民所认同，所以一个通常的情况是，上海人很容易为陆家嘴而骄傲，而在宁波，天一广场则成为宁波人挂在嘴边的得意话题。城市橱窗现象完全不可能予以彻底否定，正如任何一个商家都需要做广告一样。但是同样需要关注的是，在这些绚丽的橱窗之外，这个城市还有什么其他内容？在外滩和南京路周边，钻进某些小巷子，看到的往往就是破败的街区和住房，基础设施失修，卫生差，生活品质绝难得到保证。这里其实才是很多上海人真实的城市生活展开的地方，外滩、陆家嘴、南京路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大关系。虽然我们很难想象那些地方会成为城市橱窗，但是否这里就应该被城市公共投资所遗忘呢？联想到济南自2004年启动的“背街小巷整治”，3年时间内对二环路以内的2499条背街小巷进行整治，共计419.4万平方米，累计投资3.37亿元；不仅普遍达到了“路平、灯亮、水通”的标准，还从提升泉城特色风貌着眼，对数十条历史街巷进行了保护性整治。这一工程与城市橱窗的布展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孰轻孰重？很难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只有城市橱窗、而缺乏对市民日常生活空间关注的城市，不是人民的城市，而是被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绑架的城市。
四、被阉割的海派文化“海派”，这曾经是一个多么让人神往的词汇。在近代中国在踉跄中跌入西方工业化浪潮之中而几乎迷失了自我、乃至要进行全盘的自我否定的时候，在京派文化依然难以突破窠臼的时候，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开埠口岸让中国有了新的文化景象和生活意涵，中西合璧、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这正是海派文化的气质，也是面对近代工业化浪潮，处于困境和迷茫中的中国开始以积极、开放的心态面对西方文化的标志，也是中国人开始获得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自信心的标志。
“海派”一词源于19世纪中叶形成的“海上画派”，当时虚谷、任熊、任薰、任颐（伯年）、吴昌硕等平民出身的画家云集沪上，以卖画为业，创作丰富、清新、通俗，深受平民阶层的欢迎，与北京的宫廷画派形成鲜明的对比。近代上海是中国报业、出版业、文学、电影、话剧、戏曲等文化艺术的中心，这种局面在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愈加明显。周信芳领军的“海派京剧”，大胆突破了传统京剧的规范束缚，推陈出新，具有浓郁的市民文化特色，成为京剧近代化的开始。京派京剧的代表人物梅兰芳在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说：“我第一次到上海表演，是我一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深深意识到“上海舞台上的一切，都在进化，已经开始冲着新的方向迈步朝前走了”。从1902年到1916年的十五年中，中国新创文学期刊达57种；其中29种以小说命名，上海独占其中22种。而当时的北京一家小说杂志都没有。鲁迅选择上海度过人生最后十年、也是他杂文创作最辉煌的十年，这绝非偶然，因为只有国际大都会的上海和具有高度丰富性的海派文化氛围，才能符合这位文化巨匠的要求。即使在最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作为远东最大城市的上海，依然是中国近代文化卓然不倒的旗帜。即使在1937年11月至1942年12月被沦陷区包围的上海租界里，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四面包围中，依然还有被称为“孤岛文学”的抗日文学活动在坚持。海派文化一方面表现出这种无与伦比的多元性和创造力，同时也表现出特立独行的品格，不随时局而随波逐浪，不为政治机器所控制。因此，即使是在上海滩发迹的蒋介石先生，在成为国民政府的领袖之后，也对上海的桀骜不驯颇为不满，因为上海的文人和报界频繁发出对国民政府和他的批评、斥责和嘲讽。
然而海派文化的命运在1949年之后发生逆转。为了把北京建设为社会主义模范型全能城市，加上中国传统上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合一的倾向，北京被作为社会主义中国不容挑战的文化中心进行建设，北京希望集中的是中国最一流的文化机构，从大学到出版社，从书店和电影制片厂，包罗万象。而上海的目标是尽快改造为社会主义生产性城市，尽快抹去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污点。于是，上海被剥夺了自主发展独特性文化的资格，一流的文化机构几乎全部被迁往北京，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这些文化界的巨擘从此与上海离别。而上海的文化界人士，除了巴金等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都迁往北京工作。可以说，从那时起，“海派文化”已经成为历史了，上海的独立文化地位就此丧失，中国城市文化的风向标彻底从上海转移到北京。
1990年代开始，随着浦东开发、上海复兴，上海人又开始凭吊起海派文化，复兴海派文化成为越来越多被提及的话题。海派文化昔日的辉煌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今天的上海，是否还有能力恢复或者重建一种具有独特性的海派文化？
计划经济对上海的改造是彻底的，是前所未有的成功。上海由远东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迅速转型为最合格的社会主义生产性城市之一。虽然沈阳被称为“共和国长子”，虽然北京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但事实上，上海依然是社会主义中国实现工业化最重要的顶梁柱之一。然而祸福相倚。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上海沉寂了，全国都在紧张的关注着珠三角尤其是深圳这块令人瞠目结舌的试验田，为了全国的经济安全考虑，上海不可能成为这种试验田。而1990年代之后，上海再次一鸣惊人。这当然不单纯是上海自身的转型，而是改革开放的第二个乃至第三个十年中，中央政策的最大动作：上海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的开发。
今天的上海向全国和全世界展示的某些场景和预期实在让人着迷，似乎上海超越香港、新加坡和东京都只是时间的问题。然而，有这样一种看似怪异的说法，却一直让我十分认同：上海是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上海对于整个中国的经济体系意义太重大了，所以它经不起任何一种疾风暴雨式的改革，而只能慎之又慎。所以邓小平先生不可能让上海代替深圳扮演经济特区的角色。而即使是在1990年代浦东开发之后，上海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启动了同样让世界瞠目结舌的高速发展，然而它的意义是与深圳完全不同的。深圳是没有任何历史根基的试验田，所以可以大胆试验，所以可以对体制创新保持最大的容忍度，所以可以允许失败。而上海，曾经的远东第一大都会，长期的计划经济模范城市，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它的发展，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掩藏在上海高速发展场景之下的，是体制创新的异常艰难和缓慢。在上海，最强势的角色是政府、国企和跨国资本。中央政府和上海地方政府对上海的发展进程有绝对的掌控，航母式的国企和跨国公司主宰着上海的经济命脉。上海的私营经济发展十分有限，成长十分缓慢。上海没有马云，马云不可能在上海成长起来。深圳培养出了华为、中兴、长城、金蝶、康佳、创维、腾讯、中华网、招行、平安、万科和华侨城等当代民族企业的脊梁，上海绝对应该为之汗颜。上海是一个很难培养企业家精神的城市，这是一个很难鼓励个人创业的城市。大多数上海人的梦想只是到外企去做高级白领，而很少想到自己做老板。如果说上海还有企业家的话，那么这个“企业家”应该是上海市政府本身。强势的上海市政府，把上海整座城市变成了自己的企业，而上海的各类真实的企业，不过是上海市政府大大小小的经理人。
再回到海派文化这个话题，看看今天上海津津乐道的所谓“小资”情调和生活方式，看看新天地的炫耀性消费，这就是很多人所谓的带有怀旧意味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是不是简单的等同于这些？京派文化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和学院派特征，而且精英文化与民俗大众文化保持着明确的分野和差异。而海派文化最大的特点是精英与大众更多的互动与更近的距离，在由市场和大众趣味导向的市民文化的氛围中，海派文化成就了一种雅俗共赏的特性。海派文化反映了近代化进程中城市文化生活不可逆转的世俗化趋势。“世俗化”(Secularization) 决不应简单理解为“俗气”。从西方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它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逐渐去除宗教色彩，马克斯·韦伯用除魅（disenchantment）来形容现代生活的这种理性化过程。世俗化反映了对人类日常生活更大的关注，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存在价值更大的肯定。而海派文化则以一种极为鲜明的形态，展示了近代中国这一积极的变化过程。真正的海派文化决不能简单等同于庸俗的小市民习气或者“门槛精”。然而1949年之后，那一场文化机构和文化人的集体北迁，彻底把海派文化阉割了。海派文化的雅俗共赏转换为“雅走俗留”，文化界的精英离开了上海，海派文化不竭的创新源泉丧失了，因此，上海的小市民性不免相对增强。所以今天留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上海文化和上海人的形象，依然是“小市民”的代名词。而所谓“小资”，不过是当代中国源源不断涌入上海的大学生和白领阶层，对自身身份自我构建的一种表现，是对自身生活价值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与真正的海派文化、与真正的上海人的日常生活没有多大联系。
今天的上海，在文化创造力和影响力上，完全不符合作为中国最大城市的地位。海派文化至今没有表现出恢复的迹象。在虚张声势的文化产业繁荣的背后，是上海文化创新力的极度贫瘠。文学、电影、话剧、流行音乐、报业、出版业，无一能在全国独占鳌头或者至少表现出明显的亮点。上海现在是一个虚胖的青少年，正在快速成长，外表极为光鲜，但事实上营养不良。中国城市文化的风向标依然由北京稳稳的把持，而现在在一定程度上扮演“桀骜不驯”的角色的，倒是拥有南方报业、《随笔》等文化品牌的广州。不过广州的影响力又很难与当年的上海相比，不仅因为体制的强力约束，也因为1949年后大陆的大量文化机构和文化人避难香港，从而使香港的文化地位快速跃升，成就今天的“港式文化”。
对今天的上海，我们不能有过高的要求，因为这还不是一个独创性文化茁壮成长的正常城市。千年古都北京，的确是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成就相结合的最佳地点，中国需要北京，我也期望北京能够成为中国的巴黎，成为迷人的文化艺术中心。但以中国国土之辽阔，法国的面积仅比四川省略大，因此中国仅有一个北京是远远不够的。香港已经在过去50年的时间内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文化选择，并且在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广东的引介，一度掀起“文化北伐”浪潮，为中国城市文化带来一股新鲜力量。不过因为意识形态与政治边界的原因，港式文化对中国大陆的辐射有诸多限制，而且目前港式文化似乎已经有些衰竭的征兆。中国文化发展需要多元性，而这一目标的达成需要有上海的参与。海派文化的复兴，才是上海全面复兴的真正标志。中国的“巴黎”（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合一）毫无疑问将是北京，但中国的“纽约”（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合一）将是香港还是上海，还需要试目以待。
五、探寻海派文化遗址上海，是当代中国采用商业化手法进行城市建设的专家，新天地等城市建设模式已经引来无数城市的效仿。在这些著名的城市建设案例中，对海派文化的凭吊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上海在快速发展，但上海更想证明，这种发展只是上海的复兴，而不是毫无历史根基的暴发，上海想把自己与深圳区别开来。上海通过这些建设项目反复向世人强调的是，上海是有辉煌历史的。这一证明的过程，也是上海蛰伏10年之后，重建自信心的过程。然而这些建设项目，虽然在短期内快速构建了反映海派文化的物质空间，但是毕竟“人去楼空”，当年创造海派文化的人已经作古，历史早已终结。所以这些地方在我看来，更像是海派文化的“遗址”，是展示海派文化的主题公园和文物径。
租界是近代上海颇为独特的城市空间，由于其独特的西方治外法权的庇护，所以少受战争和政治迫害之苦，是海派文化于凄风苦雨之中依然长久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首先去的是位于虹口区的鲁迅纪念馆和鲁迅故居，这块区域原属上海公共租界日本区。虽然我的文学梦早已成为历史，但是我对鲁迅先生的敬重和景仰始终未变。鲁迅纪念馆和鲁迅墓都坐落在鲁迅公园内，这座公园的前身1922年由万国商团打靶场改造而成的虹口公园，旁边就是亚洲第一座专业足球场虹口足球场。1956年鲁迅诞辰75周年时，上海市政府将鲁迅墓由万国公墓迁到这里，并塑鲁迅铜像，建鲁迅纪念馆等。公园于1988年正式更名为鲁迅公园。鲁迅在上海的10年是他创作人生的辉煌期，他在上海的生活轨迹和创作活动留给上海宝贵的文化遗产。鲁迅墓前的铜质坐像，以及周边肃穆、祥和的氛围，让我得以想象海派文化与旧上海的独特气质。鲁迅的出现的确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乃至思想史上极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标志着中国近代独立知识分子发展的最高峰，以及中国文化自我反思的最高峰。虽然社会主义中国对鲁迅采取了一套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取向和政治实用主义取向的评价体系，但这本身也无损于鲁迅的真正价值。只是我们应该跳出这种固有的评价体系，真正走进鲁迅的内心世界，真正研读他的作品，才能真正理解鲁迅，也才能体会鲁迅在1927年到1936年所寓居的大上海以及海派文化的独特之处。
离鲁迅公园不远的另一处文化遗迹是多伦路。多伦路原本并非公共租界，但公共租界多次越界筑路，多伦路是于1911年建成，当时称“窦乐安路”(Darroch Road)，从而其行政管辖权事实上属于公共租界。如今的多伦路早已成为修整一新的文化街，路两旁的人物雕塑和名人故居在提醒游人，这是一条反映海派文化辉煌历史的文昌之地。康有为、鲁迅、郭沫若、陈望道、茅盾、叶圣陶、瞿秋白、柔石、殷夫、冯雪峰、丁玲、夏衍、沈尹默、赵世炎、王造时、周建人、内山完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华艺术大学、上海艺术剧社、内山书店，仅仅罗列一下这些名字，就可以很好的说明多伦路的地位，而这只是近代海派文化产物的冰山一角。此外，这里还有孔祥熙、白崇禧和汤恩伯的公馆。而如今的多伦路，除了在街道两旁的里巷深处，平凡的上海人既然在拥挤的空间中继续着自己的生活之外，整个街道成为工艺产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兜售场所，而几个大体量的名人故居则成为收藏馆，展示陶瓷、钟表等收藏品。历史在此断裂，文化的创造力还没有恢复。而邻近四川北路路口的多伦现代美术馆，则反映了政府希望藉多伦路的文化遗迹重塑当代虹口文化氛围的愿望。
旧上海的法租界是一处氛围颇为独特的区域。法国人似乎对在上海的商业经营并不十分关注，因此法租界的商业发展远远逊色于公共租界。不过法国人的独特气质，却使法租界成为上海文化氛围和城市环境最出众的地方，主要干道法桐成荫，路边别墅林立，是旧上海的最佳居住区。衡山路由徐家汇向东北方向延伸，当年称“贝当路”，与淮海路都号称上海的“香谢丽舍大道”。1990年代开始衡山路成为闻名于世的酒吧街，环境静谧，很多由近代别墅改建的咖啡馆，成为在上海的西方人十分喜爱的休闲场所。这里没有大规模的现代高层建筑，近代的建筑和街道尺度以及法桐都得到很好的保护，所以我依然能够强烈的感受到一种法国风情。淮海路则接着衡山路继续向上海老城厢延伸，当年称“霞飞路”，如今是上海人最喜爱的商业街。虽然不可避免的已经受到一些现代高层建筑的挤压，但总体来说淮海路的街道和建筑尺度保护的还不错。沿街的旧式里坊住宅和国泰电影院等历史性公共建筑，仍较好的保持了淮海路的街道肌理。淮海路的商业与商务功能也紧密结合，一到中午，写字楼里总会涌出光鲜亮丽的白领，到港式茶餐厅等处吃饭、喝茶、聊天，故作矜持。
看着淮海路的法桐和四车道的路面，我又想到了济南的泉城路。虽然我对2001年那次伤筋动骨的大改造之前的泉城路，印象已经十分模糊，不过我至少记得，那时的泉城路沿街店铺林立，路人如织，绿树成荫，街道尺度怡人。虽然卫生状况不见得好，虽然建筑不显得豪华，但济南人非常爱逛，愿意在此停留。想想改造之后的泉城路，表面光鲜了许多，但济南人不像以前那么爱逛泉城路了。难道济南人民只想看着光鲜的泉城路敬而远之，而不想在此享受一个下午安详怡人的平民化购物休闲体验吗？泉城路如果能够保持像上海淮海路这样的尺度，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糟糕。
在淮海中路与马当路的交叉口向南走，就是如雷贯耳的上海新天地。新天地是太平桥地区整体改造的一部分，不过因为改造成果实在太过出名，所以新天地的名气早已盖过太平桥。石库门的历史记忆和建筑空间，成为全新的娱乐休闲空间的最大卖点。对历史建筑整饰性改造的成本无疑是巨大的，但其赢利机制很清楚：新天地、人工湖和绿地提升周边房地产价格，再通过高价销售旁边的住宅和写字楼将改造成本收回并赢利。而最能够体现国家资本主义精神的，就是巧妙嵌入新天地的中共一大会址。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同样绝非偶然，远东第一大都会所提供的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阶层、充足的文化设施和信息、多元自由宽容的思想氛围、多元管制所塑造的边缘生活空间和政治空间，都是很多城市无法企及的。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时候，一大会址这一共产主义革命图腾，极为戏剧性的出现在上海新天地当中，映衬着灯红酒绿的消费场景。这绝对是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径的绝佳写照。
六、上海的“媚”与西方人的天堂上海一个显著的城市特质是“媚”。上海对潮流的把握和对强者的崇敬绝对无人能及，对西方文化有一种天然的迎合和接纳能力，所以西方人在上海生活十分舒适。上海或许是最适合西方人居住的中国大陆城市，上海特意为西方人创造了一套独特的城市生活体系，从古北新区，到衡山路和新天地，再到陆家嘴和张江，居住、工作、消费、休闲，应有尽有。
上海在清末是属于江苏省松江府管辖的县城，而且在苏松二府当中，因为位置较偏，所以相对落后。记得很清楚，在《随笔》刊物上有一篇评论南京与上海关系变迁的文章，讲到当年的上海知县，如果要见南京的两江总督，那可是难之又难，因为行政等级差距太大。上海的惊人发展，直接起源于1842年在南京下关江面上英舰“康华丽”之上签署的《南京条约》。从此，大清国的外贸格局，由广州一口通商转变为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上海扼长江口，集江浙经济之精华，1853年起就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口岸。
然而或许是上海的城市根基太过薄弱，一个略显偏僻的县城于10年间就有如此惊人的跃升，而这一切并非上海和中国的自主发展成就，而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副产品。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他的名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中说：“对于西方的回应，上海是上海，中国是中国，上海并非了解中国的恰当钥匙”。墨菲同样认为，近代上海“是一个两种文明相遇而谁也没有占上风的地方”，但可以肯定的是，西方文化虽然没有能够彻底征服上海，更不用说征服整个中国，但是在上海的西方力量，无疑是近代中国城市中除了香港之外最强大的。近代上海的发展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西方主导的特例，虽然它并没有整体性的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城市生活。在此过程中，西方人始终如一的占据主导和优势的地位，是优等人群。因此上海人对西方的敬畏和谄媚或许是不可避免的，这对于普通的上海人来说尤其如此。时至今日，在衡山路、新天地和外滩怡然自得的生活和工作的西方人，应该依然可以感受的到。
相比之下，北京和广州对待西方的态度就有明显的差异。北京为千年帝都，在其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定都北京的王朝都以天下之中、天朝上国自居，京城百姓的优越感具有长久的历史积淀，皇城根下的良好感觉绝非朝夕所得。长期以来，北京与西方的接触，其理解不过是“朝贡”和“觐见”，北京对待“外夷”的态度很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虽然清末时局巨变，让京城百姓不再做天朝上国的迷梦，不过北京从未成为通商口岸，近代北京的发展始终是一个自主进程。即使在1928年到1949年间，北京短暂的丢失了首都的地位，但回归平民的北平所展示的祥和的城市生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浓重底色，让任何一个来到北平的西方人，都被中国文化的和谐和哲理而深深的折服，都有一种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动。而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模范型全能城市的建设，则再次重建了北京的自信。北京面对西方，始终是从容而自信的。北京有能力将西方人融化在北京独特的大熔炉中，让西方人乐于学习中国文化，主动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而不是显示甚至炫耀其西方身份。
而广州则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外贸口岸，并且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关闭过，是真正的千年港埠。远在秦汉时期广州就开始成为帝国的重要港口，与南洋有广泛的贸易往来。清朝的一口通商，更是使广州的贸易地位达到了顶峰。广州是与南洋最便捷的联系口岸，又远离中原的政治中心，因此中原王朝始终对其外贸发展以及与外洋的联系，保持最大的容忍度和利用度。广州熟知外洋，交往经验十分丰富。即使清末时局巨变，广州沙面也出现了英法租界，但广州依然保持了对“鬼佬”的基本自信。随着上海的崛起，以及英国对香港的占领和经营，广州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其对外贸易量在20世纪初甚至被汉口超过，退居全国第三。虽然广州的地位相对下降，但由于外国势力的衰减，广州城市发展的民族自主性反而增强。天高皇帝远的广州，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数次成为革命的温床。三元里和黄花岗自不必说。从1920年代开始中国国民党开始以广东为基地展开革命活动，并开始国共合作，建设成功众多。城市管理方面，1921年广州市政厅成立，孙科任首任广州市长，广州成为中国第一个市。广州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当之无愧的革命首都。而面对冷战和西方贸易禁运的社会主义中国，于1957年开始举办广交会，则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帮助广州重建了“一口通商”的独特优势。今天的广州和广交会，虽然已经不再独享过去近乎垄断的地位，但广州依然是一个国际化的口岸，在对东南亚和印度洋贸易方面地位尤其重要。务实的广州，依然以一种自信的心态，把西方人当作生意伙伴或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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