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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两会上，宋祖英等21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的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引起热议后，今年两会政协委员潘庆林提出的“用十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的建议，又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有人“拍砖”，有人“力挺”。作为一个汉字研究者，我个人对这种提案是持赞赏态度的，但也有不敢苟同之处。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繁体字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陈寅恪先生就说过：“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汉字结构中蕴含着先民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学习并使用繁体字对于深刻理解民族文化，特别是传统的思维方式有着重要意义。另外，繁体字从结构上体现了汉字之美，所以人们在书法中常喜欢用繁体字，繁体字更容易区别词义，繁体字更方便连通古代文献，浩如烟海的古籍都是用繁体字写作的。
不容否认，繁体字笔画繁多、结构复杂，的确给认读、书写、记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简化字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繁体字难认、难读、难解、难查、难记等缺点，如“龟”的繁体字“龜”，“灶”的繁体字“竈”。简化后的“龟”保留了原来的象形特征，“灶”的会意特点使意义更为明了。但是汉字简化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汉字的简化实际上就是信息的“减化”。汉字笔画的一简再简，古人造字的智慧，造字的理据，很大程度上已被掩盖了。比如“災”字，最初的意思是水灾和火灾。水来火将蒸发，火起水以灭之。这个字本身不仅表明水、火之灾是古代社会最牵动人心的自然灾害，而且还寄予了先人期望以“水”将“火”灭，“火”将“水”蒸发，有灾免灾，雨顺风调的良好愿望，表现出先人造字的智慧。可是简化字的“灾”字，却是“家”中起“火”，无“水”以灭。汉字的简化出现了一些形义不适的现象，比如“親”字去掉了“见”字，親人难见面，親人见不了面了；“愛”字有心，以心相愛。简化后“愛”已无“心”了。“會”字本义为会合。简化后，人云为“会”，“云”表示说，意为开会只说不做，或上“人”下“云”，只听上面人在说，成了一言堂；“協”本表示众人齐心协力，简化后成了一人出力，满头大汗，无法体现出协调、协作的意思；“護”字是全力保护大自然，简化后只能“护”自己的小门户了；事业的“業”简化为“业”，有头无尾了；工厂的“厰”简化为“厂”，工厂空了，倒闭了；“聯”字简化后为“联”，耳朵关了如何联系呢？“歡”字简化后，变成“又”“欠”为“欢”，如何欢得起来呢？“聽”字用“耳”，简化后变成用“口”，如何听呢？“聲”去掉了“耳”不是变成聋子了吗？更有甚者，心脏的“臓”简化成肮脏的“脏”，意为心变肮脏了，等等，与造字本义相去甚远了。
问题更多的是将读音相近的繁体字合并为一个字加以简化，也就是“一简对多繁”，造成了人们学习理解字义时的混乱。比如“干”象武器之形，本用于进攻，后用于防御，本义为盾牌，引申指捍卫、触犯；“乾”从乙倝声，“乙”表示向上，“倝”表示日始出，“乾”本义为天，引申指没有水分或水分很少，与“湿”相对；“幹”指主干，“榦”从木倝声，本指筑土墙时两边所用的木板。后来这几个字简化合而为“干”，就显得有些乱了。类似的情况还有“稻穀”的“穀”和“山谷”的“谷”，“人面”的“面”和“麵条”的“麵”，“松柏”的“松”和“放鬆”的“鬆”，“咸集”的“咸”和“鹹淡”的““鹹”，“屋舍”的“舍”和“捨身”的“捨”，等等。
但仅仅因为简化字出现的这些问题，因为繁体字看起来美，更容易区别词义，就要彻底废除简化字而恢复繁体字，显然是不合适的。一般所说的繁体字实际上是古文字发展演化的一个阶段。在过去的几千年中，汉字是在不断地变化的。汉代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主要是象形字，笔画比较简单，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的大篆变得繁复，秦朝统一中国之后，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对大篆进行简化，于是有了小篆，而小篆书写起来还是比较麻烦，于是下层官吏在写文书时，又使用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的更为简化的字体隶书，后来又有了楷书。楷书也有演化，从隋到清，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简体字。所以文字演化的方向是由繁趋简，这是无可置疑的。最能体现汉字之美的是大篆、小篆，最能体现造字之意蕴的是甲骨文，显然恢复到上古时代的大篆，秦始皇时代的小篆，商代的甲骨文都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古人早就进行汉字简化了，有的简化字比起原来的字意义更明了。比如“塵”改为“尘”，表示小土即为“尘”；“體”改为“体”，表示以人为本；“療”改为“疗”，“了”即了结，表示把病了结；“淚”改为“泪”，表示眼里流出的水；“過”改为“过”，表示行为失去分寸，意为过头；“灋”改为“法”，表示水分去掉；“眾”简化为“众”，表示三人为众；“糴”简化为“籴”，表示买进粮食；“糶”简化为“粜”，表示卖出粮食，等等。宋元以来，民间流行着被后来人称为“破体”、“小字”的通俗的简体字。1922年钱玄同提出汉字简化方案，就注意到了这些“破体”、“俗体”、“小写”。1932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就收录了部分“破体”、“小字”，又有人呼吁推广“手头字”，也就是流行于民间的俗字、略字。1935年通过的“简体字案”，将现行的俗体字、宋元以后小说中的俗字、章草、行书和草书、《说文解字》中的笔划少的异体字、碑碣上的别字等作为“固有的比较实用的简体字”。这个简化方案对新中国的汉字简化有所启发。
汉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以实用为目的，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简化确有不尽合理之处，但到了今天，简化字通用了近半个世纪，已经为大众所熟悉接受，已经有了成熟的配套字库、激光照排系统等，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废除简化字，不仅又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会给社会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但我国几千年丰富的文化典籍靠汉字（绝大部分是繁体字）流传下来，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不认识繁体字必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造成一定的障碍。现在国家投入了那么的人力物力去整理古籍，主要的就是化繁为简，而在转化的过程中，有不少东西失去了。
目前看来，简体字的能指和所指是统一的，并未像秦汉之际那样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但那个时代文字影响思想文化甚至政治的情况，还是值得我们警醒的。两汉时代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就是典型例子。历经秦火战乱，原始儒家经典被毁灭殆尽，到了汉朝初年，一些儒生将老儒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和解释用当时的隶书记录下来，就是今文经。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在文字上有很大差异，文字上的差异又起对经典的理解的差异。两派之争一直延续到清代，古文经学发展成乾嘉学派，今文经学则为常州学派所复兴，并最终成为康有为推动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
如何解决实际应用和文化传承的矛盾？我个人认为“用简识繁”是汉字使用与发展的中庸之道。所谓“用简”就是在认读上、书写上、印刷上用简；“识繁”是在有限范围内、有限阶段内认识繁体字，以利更广泛的阅读，以便传承古代文化。具体的做法是，在小学生识字的时候，向学生讲解字义的时候，可以追溯字形的演变，这样有助于他们理解记忆，又对繁体字有了认识。在中学的文言文教学中可以适量地使用繁体字。中文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特别是古代文学、汉语专业的研究生应该较为熟练地掌握繁体字，相应地减少不实用的外语的学习。有的职业比如中医可以试行繁体字过级制，因为大量的古代医学典籍是用繁体字著述的。另外，可以在一定领域内倡导使用繁体字，比如书画艺术和古籍出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1986年修订发布的《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合计仅2235个，偏旁14个，大部分简化字可以根据简化偏旁推出来。学会了简化字之后，要想认识繁体字很容易，所以“用简识繁”是绝对可行的，也只有“用简识繁”才可以真正实现汉字使用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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