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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确切地说，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而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融合。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儒家学说，而东临滨海的齐国却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
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形成及融合
1982年夏，考古工作者在沂河、沭河流域发现了若干组细石器埋藏点，并命名为“沂沭细石器文化”，据考古研究，可能就是北辛文化的源头。这一关键环节的发现，使沂沭的旧石器文化与北辛文化之间找到了联结点，并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谱系连接起来，组成了鲁南地区的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而这一山东的史前文化，就是山东的土著居民东夷人创造的，土生土长的东夷文化。其中大汶口文化是以泰安的大汶口遗址命名的，分布范围广泛，距今约6000年；龙山文化首先发现于章丘龙山镇，分布范围与大汶口文化大体一致，距今约3900~4400年前。这两种文化（大汶口、龙山）的发展时期被认为是东夷文化的鼎盛时期。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于齐，以治理夷人；周公被封于鲁，以拱卫周室。分封齐、鲁，标志着东夷文化向齐文化演变，宗周文化则在鲁国完整地保存下来。
姜太公到了封地以后，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因其俗，简其理”促成了东夷文化向齐文化的转变。与之相反，周公之子伯禽到鲁地后，变其俗，革其礼，推行重农抑商的周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使齐国和鲁国的人文经济趋于不同的发展方向：齐国的社会风尚带有明显的工商业氛围，崇功利，轻伦理，文化风气开放，注重实用；鲁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文化特征，文化风气保守，因循周礼，不思变通。
战国时期，以孟子二度游学于齐为契机，齐文化与鲁文化开始融合。孟子在齐国居住时间长达十几年，他的学术思想受到了齐学的熏陶。荀子在齐、鲁文化合流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荀子兼顾齐学，因而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儒学思想，同时又通过学术交流，把他的儒学思想在齐国文士阶层传播开来。在诸如此类的背景下，齐文化和鲁文化走向融合，共同构筑了山东人的齐鲁文化。
儒学的影响
作为齐鲁文化核心的儒学产生于春秋时期的鲁国，由孔子开创，孟子、荀子等继往开来，而且在孟、荀所处的时代在周边的齐、卫、燕、赵、魏等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发展。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客观上为儒学的进一步走出山东创造了时机。但是，儒学的重礼义，仁政爱民的思想观点并不被崇尚法制、专权的秦始皇所重视，反而制造了“焚书坑儒”的文史劫难。直至西汉，齐鲁的儒生们才得以施展才干抱负。汉武帝在位时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奠定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儒学在山东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山东人的性格。比如，山东人淳朴厚道，与人为善，任劳任怨，顾大局，重实干。但是在另一方面，山东人的性格中又包含着固步自封、循规蹈矩、偏执狭隘的特点。
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和文明发展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是人所共知的。
第一、海岱地区是中华人类发祥地之一，它有四五十万年人类活动的历史；也是中华文明发祥最早的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期就发现了中国的象形文字——陶器文字，距今接近6000年；它有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作为同一文化系列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北辛文化的上源，后李文化已上推到距今8000年前，这是迄今中国大地上发掘的新石器文化最早的年代。
第二、先秦齐鲁文化博大精深，它不仅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和核心，形成一体，进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将中国五六千年的文化和文明联为一系不断的长河，造就了世界仅见的从未断裂过的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
有一则故事讲，中国东西南北中各省区的人交胜争谈自己地区的名人名物，每省都说自己那里有多少名山、名水、名人。最后问到山东人，山东人说：“我们山东名山、名水、名人最少。只有一山、一水、一圣人。”山东名山、名水、名人虽少，却都是名高无比的。一山即泰山，号称五岳之尊；一水即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圣人即孔子，古被尊为万世师表，今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这一山、一水、一人，中国独一无二，都可作为中华民族、国家、文化和文明的象征或代表性的人和物。由此三者，即足可看出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
一、泰山与齐鲁文化的地位
“泰山”古称“东岳”，为中华五岳之首，在世界上，它可作为中华文化和文明的表征物，为世人所熟知。
泰山，论高、论大，它不仅在中国大地上不上数，就是在五岳之中也仅排位第三，居中间地位，论方位，泰山在东，故称东岳。按中国传统，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中”是“中心”、“中央”所在，是至尊、至要的位置。东、西、南、北为四边，居次要地位。然而泰山在人们心目中，却占有众山的至高、至大、至重、至尊的地位。这种违背常识的传统观念是怎样形成的?除了从文化方面是找不到解释的。
“封禅”，是中国古代民族或国家最高祭典。因为它是人间“帝王”与天、地通话的仪式。《史记·封禅书》正义云：“此泰山上筑土为埴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盲禅者，神之也。”又引《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
我们中华先民心中最高的主宰神是“天”，其次是地。即所谓“皇天后土”。《尚书·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皇天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主宰着人间万民万物，君权是皇天授给的。因此，“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上报天，下报地，以“报群神之功”。
但是，一般帝王还没有资格封禅，一定要受命于天，奄有四海，致天下太平者才有资格。这么隆重的封禅祭仪，在五岳之中，人们不选择最高的北岳恒山和居中心尊位的嵩山，而选择东边中等高度的泰山，除了泰山坐落的位置海拔起点低而相对高度较高，由华北平原望去突兀雄伟之外，最主要的是海岱之间，民族聚居，文化发达，长期居住在泰山一带的人们，以为泰山最高，上可通天。因此，登上泰山之顶，筑坛祭天，与皇天通话，报天之功，在泰山下小山上除地祭地，报地之功。
既然泰山上可通天，下可通地，于是就成了代表天地主生主死之神。人死魂归泰山的传统习俗，又是泰山一带为古民族聚居、文化发达先进居全国中心地位的一个佐证。
泰山一带为中华原始民族的文化中心，据文献记载为传说时代，据考古发掘为新石器时代已无问题。因为有大汶口文化和传说的无怀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等封禅泰山的丰富资料为证。但是否至此为止，似乎还可上推。因为管仲说的72家中，可记得的12家，那不记得的60家不可能都在无怀氏以后。特别是孔子说，古代易姓而王封泰山禅梁父，“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不可得而数者万数也。”(《史记·封禅书》正义引《韩涛外传》)这里透露给我们一个信息，泰山封禅不是始于无怀氏，而是更早。早到什么时间，无从查考。但据有史记载的秦始皇至宋真宗1200余年间有8帝14次封禅泰山，大体约85——150年有一人次。我们不说那“万数”需多少年，只说70余家，也需万年左右。
然而，自周朝以来，受周人所造“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说的影响，以为黄帝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其统治的中心地区’一中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是最先进的，周边四夷包括东夷在内，是天生落后的。其实，这是有周以来形成的偏见，后人相沿，几成定论。若非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山东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大量发掘。若非古文献中记录了有关东夷民族先进历史文化的大量传说，齐鲁光辉灿烂的史前文化几至被永远埋没地下，不得见天日了。
黄族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应当肯定，黄帝已约定俗成，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但是考证齐鲁史前的文化，却不是那么回事。齐鲁史前的先进文化，虽有黄帝、炎帝等族人的贡献，但是它是以土著东夷文化为主体的(已见上文)。黄帝族入主中原进入齐鲁之后，东夷土著已迈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了，而他们则仍处于游牧的阶段，文化是比较落后的。黄帝族对于齐鲁，就如后来魏晋南北朝、五代、宋元、清朝时代，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回纥、蒙古、女真族人入主中原一样，是文化落后的民族征服了文化先进的民族。对此，王献唐先生也有精辟见解。他说：“然惟震旦土著民族，讲文修礼，沌沌闷闷，与物无竞……自生自息，因文致弱。一旦黄族崛起西方，遂长驱而入中原(按：包括齐鲁泰山一带)，沿黄河流域之黄族，自西徂东，如汤沃雪，莫与争衡，亦必然之势也。黄族之衰亡在此，黄族之胜利在此。呜呼！岂特古代为然哉！”
的确，落后民族征服先进民族，不只是原始时代为然，中世纪的欧洲和中国，都不乏其例，似乎这是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然而，这种征服是武力的，军事政治的，短暂的。从长远看，又总是文化先进的民族’战胜落后民族，中国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最终都被汉族同化就是最好的说明。在泰山一带，黄族与东夷族的征服关系，就是如此进行的，黄族在军事政治上征服了东夷族，而在文化上东夷族又征服了黄族。因此，泰山周围、海岱之间的史前文化叫东夷吏前文化，而不叫黄族史前文化。东夷文化是齐鲁地区文化的正统。“黄帝万世厂系”的历史应当重新估价。
东夷史前文化的先进性，连以黄裔自诩的周人也难以完全否定。他们对齐鲁史前土著“虽以异族嫉视，鄙为东夷”，然而对其先进的文化、敦厚和平的气度风范，还是钦佩的。因此，他们或“以良心上之驱使，不能不曰：‘有君子之国’，‘夷俗仁也。”他们对他方之人各有贬词，称为蛮、貊、戎、狄，加“虫”、“豸”偏旁以示蔑视，“独于东夷无异词，以礼让称之，以仁人称之”，乃以东夷之地为“神州文化之策源，泱泱大风，振古如斯。”
二、黄河与齐鲁文化的地位
“黄河，祖国母亲！”这是中国人民对黄河发自内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华人类发祥地之一。然而黄河流经数省，支系繁多，流域广大，从上到下数千里，皆有中华原始人类的文化遣迹。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发现寥若晨星，时空分散，不好比较，中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更是凤毛麟角；更难比出先进落后。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却是多有发现，且各成体系，有联绵延续四五千年者，同期文化大可比较出先进与后进来。中国迄今发现的新石器文化和文化类型，有人归纳为八大文化区，它们分别被考古学界命名为马家窑、仰韶、大汶口、屈家岭、马家浜、河姆渡、红山、石硖文化。并认为其中中原仰韶文化延续时间最长、最古老，上推到了公元前6000年左右，故认为中原文化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但是根据近些年的考古新发现。泰山一带的大汶口文化系列已有超过中原之势，首先是年代推到了仰韶文化之前。这就是从1988年到1990年春，在济青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施工中由济青公路考古队发掘的临淄后李官庄新石器文化遗址。经鉴定，这一文化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属于同一系列，但早于北辛文化(距今?100—6100年左右)，其下限最迟应是距今7300年，其上限可能进入距今8000年的年代。“果真如此，那么后李文化就是黄河下游目前所见唯一能进入8000年时代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田其次，这一文化序列连续发展时间长，从后李经北辛、大汶口至龙山文化末，甚至其余绪延至夏商时代的岳石文化，上下四五千年。这也是黄河流域至今所见连续发展时间最长的新石器文化。再次，这一文化范围广，中心突出，影响极大，泰山周围中心地带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之密集、出土文物之丰富，也是名列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之前列的。
黄河流域史前文化的中心，不在中原，而在齐鲁，在黄河最下游的入海处。黄河入海口是经常变迁的，但不管怎么变迁，都在泰山南北。南北两道，是以泰山为分水岭的。泰山与黄河结合所造成的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是这一带成为中华原始民族聚居、文化发达、最早进入文明时代、从而长久成为中华史前文化中心的重要原因。
三、孔子与齐鲁文化的地位
所谓“一圣人”是指孔子。其实，齐鲁地区古圣人何止孔子一个，上古的三皇五帝都是负有“圣”名的人物，他们与齐鲁与泰山有密切关系，已见上文，勿须多说。只说春秋战国时代称“圣”者孔子之外，就还有兵圣孙子、科圣墨子、工圣鲁班、医圣扁鹊，以及次一等的亚圣孟轲、复圣颜渊、述圣孔仅、宗圣曾参等。
“圣人”之下，是大批贤哲。孔子弟子就有72贤。齐地管、晏之后，战国时代，稷下学者，多至数百千人。是这批圣贤再造了齐鲁文化的辉煌。到两汉，齐鲁仍人才济济，文化居全国之首。魏晋之后，文化随人南迁，齐鲁地区才逐渐失去其先进地位。这些由上文已大体可以看出，无须多说，似乎也不最重要。最重要、最能说明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突出地位的还是孔子。
学术界公认，中国传统文化不管内容多么复杂，其核心和主干是儒家文化，孔于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尽管儒家文化经过孟、荀及汉儒屡次改造，特别是董仲舒的改造，被汉武帝定为独尊的儒术，已非原来的孔子儒家，儒学已经齐化，成了齐鲁两国文化的融合体。但是孔子的创建之功，是怎么也抹不掉的。虽说“中华无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说法有些过头，但说孔子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大师，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将中国数千年文化联系起来，成为一系，不仅几经劫难而不中断，而且不断在与异质文化的冲撞斗争当中发展壮大，终于造就了光耀古今世界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则是恰当的。
所谓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连接上下的中介工作，而是一项极为宏伟的创辟工程。对于孔于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中创建其儒家学说的，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这里难以展开，只能粗略地加以概说。如何评价孔子的这项宏伟的文化建设工程，我们从列宁评价马克思开创共产主义理伦体系那里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在“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个基础上创立的。他说：“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虽然孔子和马克思的时代不同，代表的阶级不同，不能同日而语，但对吸收他们那个时代以前人类创造的有价值的东西，对他们以前人类创造的一切站在时代的高度，用时代的眼光一一加以审查、批判和研究，并结合社会现实的运动加以创新，则是有共同性的。
孔子追慕三代，效法先王，直攀唐虞，而尤崇西周，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话。因周代经过周公制礼作乐，对前二代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但是，孔子的开创性工程，决不是只对周礼文化依样胡芦，而是对殷、夏两代文化以至唐虞之世也都有所批判总结和继承的，特别对史前占领先地位、能代表中华上古今正宗传统的东夷文化，他很感兴趣，曾向郯子问夷礼。“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他还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话。东部沿海或附近岛屿，正是当时夷人还存在的地区。他对《韶》乐极尽赞美之词。《论语．八佾》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述而》又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认为《韶》乐不论是艺术形式(美)，还是思想内容(善)，都是达到了美、善之至的。而《武》则在形式上达到了完美，而在思想内容上还未达到至善。为什么?据传说：《韶》是大舜所作，《武》是周武王时的音乐。大舜是东夷人。也就是说，孔子在音乐方面，祟尚东夷胜过了西周。为什么他认为《韶》与《武》比较，艺术形式都达到了完美的程度，而思想内容《武》没有《韶》完善呢?这大概是因为《韶》体现的东夷文化“仁”的精神本质，要比《武》体现文化“仁”的精神本质，要比《武》体现的周礼文化的精神更高。孔子儒学思想体系是以仁为思想内容，以礼为规范形式的，它的核心是“仁”。“仁”是东夷人的本性，东夷文化的精神本质。《说文解字·羊部》云：“夷俗仁，……有君子、不死之国。”《汉书。地理志》说；“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惮道不行。设桴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孔子整理《六经》，系统研究了古代文化遗产；他周游列国，全面了解当时社会情况，然后以其超人的智慧，综合创新，建立了自己的既承古代文化传统，又开后代文化传统的庞大思想文化体系——儒学。
过去学术界往往囿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论语·述而》)的夫子自道，以为孔子对古代文化 遗产只是整理编删，对于周礼文化也只是依样画葫 芦地进行复制，因此，肯定其保存古代文化遗产的贡献，而否定其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的文化建构的创造，甚至说他守旧复古，一心想着恢复西周奴隶制。这是偏见，是不符合孔子思想实际的。
冯友兰先生对夫子自道有一种解释是比较中肯的。他说：“孔子虽如此说，他自己实在是‘以述为作。”’他和他开创的儒家学派“讲‘古之人’，是接着‘古之人’讲底，不是照着‘古之人’讲底。”山我赞成孔范今先生的意见：“不必泥于字面的意思，误以为孔子的思想不过是守旧式的总结和坚持。孔子的夫子自道，不过是在表明所倡有据，为自己指向伦理性实践的学说提供一个‘已然性’的实践基础而已。……很难想象……孔子作为一位开创一大学派的大师会一味泥古，裹足不前……我们并不想否认孔子在对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上所表现出来的保守态度，但作为一种文化变革的范式，即打着崇古的旗号进行新的文化建构，从文化的角度或者从对历史变革的更宽泛的理解来看，对其内蕴深刻的革新意义，却不能不予以正确的认识。”“要科学地认识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对将文化变革与政治历史混同一体以及对历史丰富内容的简单化理解中解脱出来。就从对历史的态度和作用来说，看到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文化失范即所谓“礼坏乐崩”现象，企图从人文精神方面补历史之弊，调整人们的社会生存，即如现在人们寻找失落的人文精神一样，这怎能被视之为拉历史倒车呢?”
其实，孔于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对三代文化观念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他“能在‘天人合一’的混沌文化背景中，独对‘人道’做出耀古烁今的创辟，从而真正建构了古老中华文化核心秩序，并铸造了传统人文精神之魂。”三代文化，天地鬼神盛行?可以说是一种“天”主宰的鬼神文化。孔子改造了三代文化中的人格神观念和天命观念，排除了对鬼神的虚妄迷信，摄取了其中天命观的精髓，“为自己的入学建构找到了一个逻辑的前提，也为之奠定了一个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基础。”
孔子最深刻最有价值的创造，是他引仁入礼，把东夷人文化精神中最本质的“仁”同三代文化、特别是周代文化中最基本的礼，结合起来。建立了他以仁秀横心内容，以礼为规范形式的仁学思想体系。什么是“仁”?“仁者人也”，这是最基本的概括。孔子对仁的解释很多，但都是讲的做人的道理，其中最核心蜂—条叫做“仁者爱人”。“爱人”是做人的根本原则，也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最有效最完美的方法。所以康有为说，“仁者，人道交偶之极则。”郭沫若先生说：“所谓仁道”，“也就是人的发现。”的确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只有在奴隶解放的时候，才能出现这种“仁道”思想。孔子的“仁学”是适应奴隶解放这个潮流的。
但有些论者，至今把孔子的“人”或“民”说成是奴隶主贵族阶级，我们认为这太曲解孔子的原意了。其实，孔子的“人”是泛指人类，“是作为一种不同于他物的‘类’的概念出现的。”“把‘人’看作社会构成的基元，看作处理人际关系的起点”，“不仅使其学说必然蕴含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平等意识，而且也获得了对于人类的永远的意义。孔子说：‘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礼记祭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这确是振聋发聩的一声，其意义决不只是为一个时代所占有，岣“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孔子的亲和思想中，不仅没有族界，而且没有国界，凡天下有人之处均应如此，这和后世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国家主义没有共同之处。”
孔子的又一伟大革命性的创建，是他创办私学和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有教无类”为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确立了一个子等的原则，创办私学又为使人人受教育开了先河。这对过去“学在官府”又何尝不是一次革命性的开创?因此，说他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人，实不为过。
孔子崇尚周礼，但对周礼决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或死板机械地套用。而是循着其基本原则和思路加以改造和发展，其中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如他引仁入礼，要求礼一定要符合仁的精神，也就是守礼不违仁，故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
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得以凝聚的文化之根，影响到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独特模式，而且超出了它的原生区域和民族，走出了国界，远播东亚，形成了东方儒家文化圈，近世又波及西方，唤起“生活在那里的智者，也会在新人文主义的潮流中呼吁到东方去寻找孔子的智慧。”
孔子儒学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一是赖于孔子超人的智慧，“好古敏求”，“学而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奋斗精神；二是他以睿智机敏的扬弃全面批判继承古代文化传统，完成了一次文化观念重大转型的开拓、改造和创新，伎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一次新生和飞跃的发展。故孔子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凝聚的核心，为学者之宗，流传两千余年，几经阶级的、民族的、思想文化的斗争风雨和大批判的劫难而批而不倒，弃而不掉，今天和今后也还会在新的现代文化的构建当中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发挥它的应有作用。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一位为前世集成，为后世立极的人物。他的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决不只是因为他为统治者提供了御人之术，才为统治者捧起来的，而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一孔子儒学的地位本来如此。
总之，齐鲁地区是古代中华文化和文明发祥最早的地区，齐鲁文化是黄河与泰山既冲撞又结合的产物，两度繁荣，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心，且通过孔子完成转型，承上启下地联为一系，构成中华古代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核心。其地位，其他地域文化是：不能与之争衡的。齐鲁文化不仅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而且也建构了我们民族精神的基本框架。
·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
齐鲁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起核心作用和主体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大体归纳如下几点：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一、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
刚健自强是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像源头活水，给齐鲁文化以无穷的生命活力。齐鲁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姜太公、管仲、晏婴、孔子、孙子、墨子、孟子等，以他们为，，弋表的儒、墨、管、兵等家学派，都是积极入世、救也，充满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精神的。管仲重功名，尚有为，不拘小节，力行改革，富国强兵，相齐桓公，，霸诸侯，成就了齐桓公的首霸事业。孔子重“刚”，把“刚”作为仁的德目之一，积极进取，“为之不厌”，“好古敏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孔子的这些思想，在《易传》中有所发展。《彖传》提出“刚健”观念，赞扬刚健’精神云：“刚健而文明”(《大有》)，“刚健笃实辉光”(《大畜》)。《象传》提出“自强不息”原则。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乾卦》)。孙子兵家，为安定天下，统一天下，主张用正义的战争制止不义之战。墨家比儒家在进取有为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救世救民，推行其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牵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其他齐鲁诸子，虽观点不同，但在刚健进取方面，则是一致的，齐鲁文化这一基本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充分发扬，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对我们民族的自强、自立、发展、壮大，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二、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
气节即志气和节操，指的是为坚持正义和真理，宁死不向邪恶屈服的品质。气节之中，民族气节为重。民族气节是爱国主义的道德基础，它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在这一点上齐鲁诸子是有共同特点的，是他们共同铸就了齐鲁文化尚气节的爱国精神，但是最突出的还是儒家。儿子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的名言，孟子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公孙丑》)的壮语。孔、盂是说到做到的。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穷于宋、困于郑、呃于陈蔡之间。“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继续弹琴唱歌。在强暴面前，孔干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如公元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齐有司黎弥以献舞乐为名，欲劫持鲁君(定公)。在千钧一发之际，孔子“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以礼严辞痛斥齐国君臣，挫败了齐人的阴谋，保卫了鲁君安全，维护了鲁国的尊严。(见《史记，孔子世家》)在真理面前孔子是“学而不厌”，“敏以行之”。他创办私学授徒三干，整理文化遗产，进行思想文化的创建，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建设，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孔子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其思想永远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辉。
孟子则善养“浩然正气”，以充塞天地的气概，推行其王道主义，把治理天下作为己任，提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五下》)的主张，为追求真理，维护正义，可以舍生忘死。
管仲，自古有争议。他与召忽辅佐公子纠，公子纠死难后，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反事其仇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因此，有人非议他。孔子的学生子路、子贡就提出管仲“非仁乎?”的问题。孔子对管仲以仁许之，说：“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管仲自己解释这件事，不死于公子纠之难，是因为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史记·管晏列传》)管仲的“功名”是与治天下连在一起的。他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救邢，存卫，立曹，北逐戎狄，捍卫了中原和平和文明。这与死于一人、一姓的主人相比，是大局，是民族国家的大节。孔子以仁许之，正是对他这种大节的肯定，故管仲的爱国主义是深层的，一般具有忠君忠主思想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其他齐鲁诸子及其思想也都表现出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爱国行动和爱国精神。曹刿自荐，领兵败齐，保卫鲁国，孙膑用兵败魏于桂陵、马陵，保卫了齐国，信陵君窃符救赵，既救赵，又强魏，这些是一种类型的爱国行动。鲁仲连义不帝秦，用三寸不烂之舌解楚南阳之围，退赵伐高唐之兵，却侵占聊城的燕国10万之众，淳于髡“数使诸侯，未尝屈辱”；子贡出使，不辱君命，并有“一出而存鲁，灭吴，弱齐，强晋而霸越”的奇迹；晏子长于辞令，善于人交，使楚舌战群敌，增齐国威，墨子日夜奔走，消弭战争等外交活动，又是一种爱国型类。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并进行文化思想创造，又是一种类型的爱国表现。孔、孟、墨稷下先生等都办教育，育人才，传播科学文化，也是一种类型的爱国之举，总之，爱国是多种形式的，关键是在生死关头能不能全节，“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在这方面齐鲁诸子为我们留下了光辉的思想、模范的行动，齐鲁文化的这一基本精神，对我们国家的统一巩固、民族的团结凝聚，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也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
三、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
上节我们在讲齐鲁文化的特点时把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作为将齐鲁诸家诸派思想联结为一体纽带进行了分析，也就是说，尽管各家各派思想特点和体系有别，但积极人世、救世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形成了齐鲁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基本精神。(略)
四、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
人所共知，齐鲁文化，甚至中国传统文化有个基本观点，叫做天人合一。不仅神道主义者认为，天是人的主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就是作为哲学的自然观，也是“天人合一”的观点。
孟子讲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是天人合—‘观点的开端。孟子的所谓性，就是人固有的本性，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所谓心，就是思维器官：“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所以，尽心便能知性，知性也就知天了。但孟子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
《易传》讲“人与天地合德”思想。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镕，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乾卦·象传》)又说，“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泰卦·彖传》)
阴阳家更将天象和人事挂在一起，讲“天人感应”：这种观点影响至深，至今中医、气功、宇宙全息论等以此为基本理论。
但是，在天人合一思想贯穿的齐鲁文化当中也不乏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天论》云：“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明确天人之分，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强调人的能动作用。这种思想在古代是难能可贵的，里面充满了辩证、唯物精神。对后世影响至深至大。
五、“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
“民贵君轻”思想是孟子首先提出来的。《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民本主义发展到战国时代极激进的口号。其实，民本主义并不是形成于战国，在春秋时期已形成一种思潮，影响了诸子思想，最早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是管仲，齐国诸子都是管仲的信徒，自然都是人本主义者。然而鲁国的儒、墨在“重民”、“爱人。”方面，更加激进，理论也更系统。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就是在民本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仁者爱人”，是对人本主义的最高概括。“民贵、君轻”是对人本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注脚。(略)
六、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
“人道”是相对于“神道”来讲的。“神道主义”以神为本位，把人放在被神支配的被动地位，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如“夏道尊命、事鬼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人在神面前是奴隶，奴隶是不被当人看待的。人道主义是以人为本位，强调人的价值，尊重人的独立品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一句话，把人当人看待。把人当人看待，在中国始于西周的“敬天保民”，或“敬德保民”，二者意思一致，重点在“保民”。“德”和“天”也不分。因为周人还不是人道主义者，仍然重天讲命，只是鉴于殷亡，看到了奴隶的力量。至春-秋奴隶解放运动中，人本主义形成之后，古典人道主义才真正形成。
人道精神，是齐鲁文化的灵魂和核心。齐鲁文化是围绕“人”这个核心展开的，因此，我们把齐鲁之学概括为“人学”或“仁学”。也就是说，齐鲁诸子百家，无不高举人道旗帜，把人作为治国的根本。如管、晏主张富民、利民、顺应民心，因民之俗，从民之欲，稷下先生基本遵循管、晏思想，稍变形式，而本质一样。墨家的兼爱、非攻、非命、节葬、贵义、兴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非乐上》)，无不从“人”出发，为人谋利益，为劳动人民谋利益。因此，无不放射着人道精神的光辉。当然，人道精神体现最突出、理论最系统的还是儒家，孔于是当时、甚至是中国古代最光辉的一面人道主义的旗，他创立的儒家文化体系称为仁学体系，也就是人学体系。他那“仁者爱人”的命题，是人道精神的最高体现。孔子比管、墨高明，似乎他突破了阶级的、种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局限，把“人”作为一大类来看待。他的“爱人”，是“人类之爱”，这和他的“有教无类”是一致的。
当然，对孔子其人其思想是有争议的，特别是在极左思潮铺天盖地的“文革”时期，孔于是被彻底打倒的“伪君子”、“复辟狂”、“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最大的反动头子、历史的罪人。他的“爱人”被说成是只爱奴隶主贵族，只爱没落奴隶主阶级，他的“爱人”思想成了非人道的东西，首在批倒之列，就连“人道”一词也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没人敢提。至于“人类之爱”就更不用说了，那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的。但是我们说孔子的“仁爱”是讲的“人类之爱”，是从孔子思想的实际出发的。孔子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懂什么阶级观点，提出“人类之爱”是不足罪、不足怪的。在当时，我们只能说是难能可贵的。至于孔子对“爱人”的论述，他的“仁学”思想体系，本书有专篇论述，在此无法也无须展开，人们对孔子“爱人”思想的种种看法和争论，已是学术界熟悉的问题，不说也会知道。我们只说：“人道”思想是齐鲁文化的核心思想，人道精神是齐鲁文化最基本的精神，离开了“人道精神”，齐鲁文化不仅会黯然失色，而且简直变成另一种样子，失去了它的重要意义。
七、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
中华民族崇尚集体主义，讲合群，讲和谐，讲统一，强调大公无私。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主要来源是齐鲁文化。
群体主义精神，是齐鲁诸子、各家学派的又一共同主导精神。首先，管仲及管仲学派对合群、团结、同心同德是十分重视的。他们认为合群、团结、万众一心是力量的源泉，克敌制胜的根本。尽管管仲及管仲学派倾向于霸道，其学术思想基本是从霸业出发的，但是对“人和”“同心”等是强调的。
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强调：“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利他”、“利人”、“无我”为极限，可说是大公无私的典型。但是在理论的全面系统上则比儒家大差一筹，首先，孔子把“和”、“同”分开，强调：“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为其大公合群的思想建立了理论基础。其次，孔子在总结前人关于群体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并绘制了他那理想社会的蓝图，即《礼记·礼运》所载：“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那段话。这种理想社会，自然是空想的，但它却把“大公无私”的群体主义精神发挥到了一个高度，使人们向往，并把它作为一种高尚的追求，为之奋斗不已，吸引着、凝聚着我们民族的群体，在他设计的现实的“小康”之目标下不停地前进。
继孔子之后，另一位集大成儒学大师荀子把群体主义提到了人类理性的高度。《荀子·王制》云：“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
对我们民族的群体精神或集体主义观念，在文化讨论中时常受到否定性的批判，认为它束缚子个体人性的发展。但是，我们认为，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的形成决非无因，是我们民族在数千年文明历史发展中总结出的思想，早已成为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之一，它对我们民族的心理心态、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思维方式都有深刻影响，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所起积极作用是巨大的。首先，我们民族的凝聚、人民的团结、国家的统一，虽历尽外来民族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而颠扑不破，群体精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其次，大公无私的集体观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克己奉公，舍生忘死，成仁取义，英勇献身。再次，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虽不科学，但与未来共产主义理想在精神上是有内在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能在中国这块古老文化哺育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是与二者之间内在的精神联系分不开的。深入发掘中国民族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对我国现代化事业也是有意义的。
八、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
齐鲁古代文化之所以兴旺发达、人才济济、圣贤辈出，优越于其他地区，除了上文我们讲的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民族聚居融合的动力以及上述基本精神之外，还有一点，很值得深入研究，那就是常被人们忽视的齐鲁文化中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这一精神不仅表现在先秦齐鲁诸子百家，而且表现在史前东夷人的发明创造，
史前东夷人的发明创造很多，小至弓、矢、舟、车的发明，中至鱼、猎、农、牧、酿造、冶炼技术的创造，大至天文、地理、律历、礼乐制度的发现和创建，据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大多无出东夷者。征诸考古资料、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是大体可信的(具体见下编)。因为东夷民族是勤劳、勇敢、聪明睿智、善于发明创造的民族，而又以仁厚、逊让、谨慎著名。勤劳则聪明技巧，谦逊则进取向上；仁厚则宽容，善于和易于吸纳外来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故史前东夷人发明创造居多。
春秋战国时代，齐鲁地区似乎再现了史前东夷文化繁荣的时代，圣贤及诸文化巨子多出于齐鲁，礼乐文化及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也无出齐鲁之右者。管仲是伟大的政治家，管仲改革，就是一次宏伟的创建工程，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军事等，都有重大的创建，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过去人们受“述而不作”夫子自道的束缚，认为他只是文化的继承和传授者，其实，他的思想文化的创造革新是全面的，无与伦比的。拿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来说，一般认为是周公的创造，孔子只是“从周”、“继周”者，是的，周公是礼乐文化的首创者，但是周礼文化到春秋时期早巳崩坏，虽然孔子自己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但周公的礼乐是个什么样子，恐怕孔子自己也说不清，只是为自己的创新找个权威性的依托而已。孔子的礼乐文化思想完全是他的创造。后世流传的礼乐文化传统实际是孔子的一套。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是恰当的。
齐国兵学独树一帜，其他各国无与伦比。孙子集其大成，著成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响的兵典——《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
在科学技术方面，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成就也多出齐鲁。鲁班不仅是能工巧匠，被尊为土木工匠的祖师，他也是一位发明家。传说锯、伞等是他发明的。
与鲁班同时的墨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在工程学、机械学、化学、光学、逻辑学、数学、物理学等许多领域都有极高的成就。他的“力，刑(形)之所以奋也”(《墨子·经上》)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就是牛顿第二定律，但比牛顿早1200年，一部《墨经》能顶一个古希腊，但比希腊要早。
在天文学方面，齐人甘德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天文著作与魏人石申的著作合为一本，叫《甘石星经》。二人各有所长，但总的看甘氏早于也高于石氏。
在地理学方面，邹衍的大九州说，虽是由近及远、“由小推大”地推测加想象推出来的，但征诸后来的地理发现，不能说他不是一项科学的推测。同时，他深观阴阳的变化，作“五德终始”论，也是有天文学深厚基础的。
在医学方面，神医匾鹊——秦越人出于齐地郑阳，在当时也是无人可与他比肩的。
学术界一般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巨子只有道家老庄非出齐鲁。但庄子里籍现有争论，一说安徽蒙城，鲁西南菏泽地区，为齐人，其学说也与齐鲁间无异。“《庄子》一书中在学术文化方面吸收了大量齐文化的因素”就是铁证之一。齐鲁文化之所以比其他地区发达，发明创造特多，文化巨子、尖子人才多出于齐鲁，实在与原始土著东夷民族勤奋好学、积极向上、聪慧技巧、开明睿智、勇于创新的精神遗传是分不开的。但遗憾的是，齐鲁文化诸多基本精神，在全国一统之后多被发扬光大，唯独这一基本精神，受到了封闭式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甚至是排斥，因而没有形成重视科学技术的传统，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受到了误导和扼杀。这是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一大原因。今天我们已认识到重视科学的重要意义，在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中，应特别强调齐鲁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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