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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末的一天，海顿老爹在皇家音乐会聆听自己的协奏曲，忽然起身叫道：“上帝!这旋律是您叫我写的!”公元十四世纪，当安·杰里柯与格佐里两个小伙子在圣马克教堂一间间僻静禅房绘制圣经故事，哪知道这些壁画的每一角落日后成为文艺复兴的瑰宝。更早，公元十世纪前后，当苏东坡或宋徽宗在各自的南窗下填词作画，我猜，他们根本不会想到，也不懂什么叫做“中国文化的自信心”。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九十年前，才刚发起新文学运动的胡适之慨然宣称：这是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五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十岁生日，严良堃同志在北京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乐》。刚刚过去的2008年仲夏，数十亿全球电视观众目击鸟巢中央两千多名壮丁奋力挥舞荧光闪烁的电棍，猛烈击缶，齐声呐喊；不论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音乐学家及种种文艺批评家怎样论证并争论什么才是“缶”，大多数看了奥运会开幕式的中国人不假思索地自豪着：中国文化!中国文化!
“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吗？”鲁迅曾这样发问。现在我们回答：非也!可是今天中国文艺人又多出一句话，“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信心”。
文艺与文化，概念、所指，其实不同。然而那一道由“上帝”眷顾的海顿旋律，日后被全世界目为德国文化；亡国之君宋徽宗的每一墨迹，如今无疑是博物馆秘藏的特级国宝。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的是文艺，但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绝对是共和国的最高文化律令，而中国文化部所掌管并倡导的部门“业务”，包括从相声到河北梆子等等所有种类的文艺。近年，由国家文化部下发的系列文件充满这样的词语：文化市场、文化创意产业、文化软实力、文化竞争力，等等等等。而中国科学院近日转发世界各国有关文化指标截至200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位居世界第七，中国的“文化竞争力”位居第二十四，中国的“文化生活现代化指数”则位居第五十七。
这是一份忽而催人骄傲、忽而令人沮丧的数据。我不清楚“世界”如何定义“文化”，也不清楚以怎样的细则、由谁的标准来区分所谓文化的影响力、竞争力和生活现代化。我不关心文化人与文艺家对文化与文艺的意见，我只有一个印象———很抱歉，不是数据，只是印象———绝大多数市民，以及我所去到的农村，千千万万老百姓到了晚上就坐在电视机前(是的，怎么没人提？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之一即电视大致普及了)。不过，电视里播放什么节目呢……我知道，电视节目岂能代表所有文艺，但我大约可以说，十三亿老百姓家里的小小文化场、小小软实力、小小影响力……就是那部小小电视机，好比每间旅馆房间架着一部电视机一样。我只能有一个问题:老百姓天天盯着电视机散发的软实力与影响力，满意吗？开心吗？自豪吗？
六十年过去了，在种种“世界性”指标与数据上，中国人总算一项接一项抹去屈辱与自卑，尚待理正衣襟而重拾自尊，便急着傲然雄视，学起大国国民的气概来，这是无论如何值得举杯痛饮的事。然而说及可恶的“文化”二字，不管承认不承认，我们终不免气短。2008年的奥运会与开幕式，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或许为之一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也因此闪了一闪：我们办成了奥运会，拿得出开幕式。开幕式，是炎黄子孙与先秦唐宋的祖先们跨越历史的集体狂欢，狂欢过后———犹如关闭电视机———我们又回到，也只能回到历史的此端，与孔夫子或兵马俑的世界，远远隔开。
我猜想，孔夫子与秦始皇要是亲见炎黄子孙共同创造的新中国，必定大为惊骇，而当新中国于新世纪举办奥运会之际，亿万炎黄子孙也必定在开幕式中再次确认：倘若没有《论语》的诵唱或《春江花月夜》，我们不可能与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相汇聚———说穿了，我们的民族骄傲与文化自信其实来自历史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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