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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我们还有什么？
寿命只有70年的建筑物
武汉的里份在其建设的时期，可以说是非常有前瞻性，到了现在仍然有大量的居民居住在此，构成了武汉市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些里份的拆除也为目前的房地产开发商提出了一个问题，根据目前的土地管理法，土地的使用期限最多只有70年，那么70年之后这些房屋能够像武汉的里弄一样，仍然能够满足居住在里面的居民的生活需求吗？深圳这样一个新兴城市的寿命不到30年，在当初建设的一些建筑物现在看来已经残旧不堪，难以想象能够在70年后如武汉的里份一样承担满足居民生活需求的重任。
学者朱学勤表示，他在伦敦见到过一张为期999年产权的房契，他感到无比震撼，一个只有70年产权期限的城市发展如何能与之相提并论？房子毕竟属于“不动产”的范畴，如果不动产的寿命只是仅仅70年，“不动”二字从何体现？如果仅仅是为了70年的使用寿命来建造房屋，正如一次性纸杯往往没有玻璃杯那样值得为人所珍惜一样，在建筑过程中为70年使用期的房屋的投入肯定不如999年的房屋上投入的多，造成了大量的“豆腐渣”工程。平遥古城墙的倒掉，被人称之为“豆腐渣工程”，试问有能够屹立几百年不倒的“豆腐渣工程”吗？
房地产只有70年的命脉，这意味着，城市化的发展，将会以70年为一个周期轮番上演拆迁与建设的工地游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忽视了一个城市的历史传承和悠久根基。 在中国历史上，民居的破坏除了战乱或天灾，更多是居民自愿的举措。中国各城市的管理者们，由于多年来落后的状况造就了其与生俱来的文化自卑感，更多的眼光放到了城市建设，很少考虑城市改造中的文化保护的问题，城市的发展并不仅仅靠一窝蜂式的建设，而是靠时间来慢慢积累，城市建设的“大跃进”难免会揠苗助长，其后果就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运动中，许多非常具有人文价值的老建筑以及名人故居，和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以及其他年代较为久远的建筑物一起，被写上了一个大大的“拆”字，稀里糊涂的成为了历史。
没有根基的城市，庸俗化的楼盘
在一些古老的城市如北京，一些地名非常具有文化、人文底蕴，经常伴随者一些典故，汪曾祺在他的《胡同文化》一文中写道：“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吧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吧。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9]返观现在的地名，已经越来越多的被楼盘的名字所取代，而且有越演越烈的的趋势。很难想象，若干年后当这些胡同名全部变成了XX花园、XX小区的时候，城市的传统魅力也会随之烟消云散。
有人说城市是“石屎森林”，那是人们对大城市中林立的摩天大楼绝妙的比喻，从来没有人这样说中国古老的城市。明眼人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贬义词，但中国的城市规划者们，却要步人家被证明是错误的后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其实中国传统城市的规划，是非常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精神的，如北京为例，在城市建设的时期，能够充分利用城市周边的自然环境，借助高粱河水系，通过对整个城市进行全盘计划，形成一个完整的城市生态网络。对城市全局进行规划，通过对北京城各建筑以及街道系统的相辅相成，形成宏伟而美丽的整体环境。现在的城市，更多的是基于各行政区范围的规划，缺乏城市发展的整体意识。城市被纵横交错的街道分割成了一个个小块，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而那些开发商们对土地的规划上仅仅将目光放在内部，如小区的园林、建筑的规划等等，反而忽视了地块的规划与周边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了城市整体规划的极度不统一，各种风格的小区摩肩接踵，城市看上去没有固定的风格，不伦不类。
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的消失
中国人堪称世界上最懂得享受生命的民族。从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看到了北宋末年中国人的生活模式：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大商店门前还扎着“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街市行人摩肩接踵，有做生意的商贾、看街景的士绅、骑马的官吏、叫卖的小贩、乘坐轿子的大家眷属、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问路的外乡游客、听说书的街巷小儿、在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大抵如此，人们悠闲的生活，悠闲的工作，空气中充满了悠闲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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