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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建筑文化与景园文化与这三种文化形态均有联系，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建筑与景园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同其他文化形式一同发展传播、交流。张岂之先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谈到：“应注意其具体性和综合型。除去哲学，还要研究宗教、历史文物（内容极为丰富，含器物、艺术品、古建筑、陵墓、古代服饰等等）、制度文化、科技文化等”。因此包涵景园文化的建筑文化，也有着久远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内容，从轩辕黄帝教民衣、食、住、行到后期的《黄帝内经》中教民依环境防病养生等，一直发展到近现代的许多科技文化为止，这些文化无不集中于人聚环境之中。如城市是人类文化的聚集地，也是人类历史的继承和延续等。下面从几个方面来阐述一下东西方传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从中也可看出景园文化的传播状况。
1．造型设计（Designum）和形态设计（Ideal form）领域中的中外文化交流现象
我国由数量众多的石窟艺术，其中以较著名的有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石窟是以壁面为载体的造型、绘画艺术文化，从汉代起一直延续到清代的各石窟中保存的绘画题材内容，差不多经历了1500余年，其中所反映的建筑文化、华盖帐幕装饰、照明灯饰、陈设器具等都有中外文化交融的痕迹过程和现象。如从敦煌壁画的建筑装饰图案中可以看到中外文化艺术相互交融影响的过程，而敦煌石窟的第一窟开凿于公元366年，前后计有492窟，可见这一过程开始之早。中国北朝时期已形成了汉民族传统艺术形式和特征，可以看出它明显地受到新疆西域艺术和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但唐代之后，由于高度成熟和发达的汉民族传统艺术已经有了进一步发展，上述西域和外来文化艺术的因素已经完全融合于民族传统艺术之中，汉民族是一个包容力极强的民族，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融现象最为明显。到1850年前后欧洲文化艺术在清康熙、雍正、乾隆盛世之时开始传入北京圆明园，如郎士宁带来了线法图、景观大小水法、西洋楼建筑等，此时出现了一些中西合璧的形式，对中国造园有一定的影响，此后由于战争及政局的原因，这种文化交流活动几乎完全中断。
2．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交融和发展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到公元400年左右，从丝绸之路上传来印度佛教文化，这个经历了大约15个世纪的中印佛教文化交流过程在敦煌石窟中得以长久保存和记录，这一交流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大，时间也较长，并由此形成两大文化体系汇合的足迹。据史料记载在汉传佛教产生之后，又因此形成藏传佛教这两大体系并存的现象，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
①佛寺四合院布局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四合院与印度传来的宗教观念相融合的产物；
②从印度佛的精舍到中国佛的精舍的交融和演变，啊旃陀16窟中的精舍到西安大雁塔石刻上的精舍的发展演变，它们之间有着割不断的渊源；
③从印度的萃堵坡（Stupa）塔到中国佛教的佛塔形式，敦煌盛唐217窟的萃堵坡单层塔到晚唐第85窟单层木塔造型设计上的变化；
④藏传佛教建筑显示了印度佛教建筑与西藏地方建筑交融的过程及演变方式，如西藏江孜佛塔的造型，可以说是最好的显示；
⑤印度佛教故事中出现的以自然植物为衬景的，如菩提树、娑罗树（叶树）、观音竹、莲池、莲花等，这些植物形象的图案、后来都反映在盛唐时期修建的佛寺、庭园、石刻、装饰中，如带有莲花纹的须弥石座、石灯笼（陕西凤翔西湖村古佛寺庭园中出土）、石水盆（唐长安西城崇圣寺佛寺庭园中出土）以及石经幢、石莲柱等等。
3．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交融和发展
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的时代和传入的路线在世界还有争议。但从新疆维吾尔族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最主要还是从丝绸之路上传入的。根据艾山"阿不都热依木所写的《伊斯兰教建筑艺术》一书，认为伊斯兰文化是在公元751年阿拉伯人进入新疆后向突厥民族传播的。后来到了公元932年由喀喇王子苏吐克信奉该教后，又在喀什地区传播，10世纪后普及到南疆各地再到天山南北。由此使伊斯兰教寺院遍及新疆各地，并与维族地方文化相融合发展。
位于新疆喀什的艾提尕加曼伊斯兰寺院建筑群是较为典型的代表。早期的伊斯兰寺院建筑多受阿拉伯建筑风格的影响，如尖塔、拱券等形式，还受丝绸之路上干旱气候的影响，建筑布局采用列柱式的中庭形式以扩大室内空间，其柱廊形式及所形成的庭院形似古罗马的中庭式。如莎车加曼清真寺、莎车阿兹纳清真寺等。建筑上所采用的植物纹样来自伊斯兰教，但形式已变成地方植物组合。
维吾尔族通过丝绸之路把西亚、欧洲文化均吸收到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之中，汉传伊斯兰教除从丝绸之路陆路传入之外，还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这方面史实可从广州、泉州清真寺的建筑及相关记载得到证实。而汉传伊斯兰清真寺多与中国木构传统结构形式、地方气候及生活习惯等特点所形成的四合院布局形式相结合，如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已经完全融合于汉族传统艺术之中，也同时体现了西安当地的建筑文化。
3．欧洲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交融与发展
欧洲景园文化与中国传统景园文化交流表达最为明显的时期，当在公元1715年，即意大利耶稣会的约瑟迦斯提里阿纳，中国名郎士宁来到中国北京后。他先以绘画供奉内廷，到1747年（乾隆十二年）又参与圆明园西洋水法及西洋宫殿建设工程，并推荐法国教士蒋友仁参与大水法的设计施工，这是中国第一项在园林建设中引进了西方造园水法及西洋建筑艺术。此时，乾隆皇帝继承了中国历代优秀的造园艺术，汇集了全国的名园胜景，还大胆的吸收了外国的建筑形式与内容，从西方引进线法（透视学）、水景大水法，建造出许多中西合璧的建筑物和景园建筑小品，如海晏堂、运瀛观等。只可惜这一时期东西方建筑文化的交融成果毁于1860年英法联军的焚烧劫掠。在清代这种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影响下，在国内上海、南京、广州、海口等沿海大城市中也相继出现了一些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后由于近百年外来侵略战争及政治不稳定等因素的影响，中西方这种文化上的交流活动，几乎中断了一百多年，直到建国以后，中国同西方文化的交流才真正得到飞速的发展。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及景园艺术对欧洲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东西方建筑文化的交流开始时谨慎、含蓄而缓慢的，任何民族对外来文化的接受都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在18世纪以前，欧洲人认识的中国文化大多局限在陶瓷和丝绸的静雅和含蓄美上，直到1721年才在一本德国建筑师菲舒"冯"埃尔拉赫所写的《一部历史性建筑的设计》书中用较大篇幅来描写中国的建筑艺术，使得中国建筑文化真正进入欧洲人的视野。
较早描述中国园林的是在1685年由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依据荷兰或传教士的资料而作，当时引起了较大的轰动，而他本人却从未去过中国。中国园林能够此后迅速传入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在18~19世纪，欧洲的许多画家和文学家等开始重新批判和审视几何式的景园风格，如英国众多旅游者之一托马斯"艾迪生（Thomas Addison）（1672~1719年）是一位小品文作者，同时也是位政治家和一些读者众多的周刊的出版者，他第一个敢于抨击当时倍受赞美的勒"诺特式凡尔赛宫花园。在一次赴意大利旅行（1701~1703年）之后他写道：“一切几何形式的景园面对烟雾腾腾的维苏威火山就什么东西都不是了。”他认为景园只是标志园主的财富，而不是他的品位，只有原始风景的美，也就是荒野，才是最吸引人的，才是值得人的眼睛去欣赏的。比他年轻一些的同时代人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1688~1744年）是一位讽刺诗人。他常在艾迪生的周刊中撰文赞美原始的荒野，用激烈的言词抨击规整的景园造型。他在《园艺师的目录》中写道：“亚当和夏娃是用紫杉树剪成的，亚当在最近一次暴雨中被倒下的分别善恶树轻轻的砸坏了一些，夏娃和蛇茁壮地成长，圣吉奥用黄杨树剪成的，他的胳膊几乎还不够长，但明年4月就可以去杀龙了。一个用同一种树剪成的绿色龙，眼下刚刚只用爬在地上的常藤补上了一个尾巴（这两种树只能一块儿卖），用月桂树剪成的一些著名的诗人，树叶已经有些枯萎，只能廉价出售。一头用嫩绿色的树剪成的野猪，由于下了几个星期的雨，没有进行修剪，长成了一只豪猪等等。”
波普不仅仅是一个幽默的讽刺作家，一位知识渊博的人文主义者，还是一位勇敢的造园家，1720年他在没有任何理想景园样板的情况下，作为“业余爱好者”，按照新的原则设计了一个景园。并且试图将他的行为从理论上加以论证，他说：“所有景园艺术的规划，都可以归结为三点：对比、意外和分隔。”其实这一切在几百年前的中国，在造园学说中就已清楚地加以阐述了。
唯美主义者、画家和建筑师威廉"肯特（Willian Kent）（1685~1748年）受到他的资助者柏林顿爵士（Lord Burlington）的保护，当他参加了这个文学上的急性子人的圈子之后，潜在的潮流紧锣密鼓，不可逆转，产生了一中的确是新式的英国风景园林，这就是被欧洲大陆在100年中一直称道的“英国——中国园”（Le Jardin Anglosinois）。
清康熙于1703年开始建造承德避暑山庄，并在1711年~1712年写了36首诗赞美它，并让画家沈源配以36张插图，后来这些画被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马泰奥"里帕（W"Chambers）在广州把中国的建筑物精确地测绘下来，使以后欧洲的景园建筑建设极为精确，几乎是生搬硬套，因为风景形象仍是英国式的。威廉"肯特的继承人是他的高级花匠兰斯洛特"布朗（Lancelot Brown）（1716~1783年）他是第一位受到专业培训的风景师。他与他的追随者们先后建造了150多个大型自然式风景园，他常用理想化的方式加强景园的动态感，这已具备了中国景园的某些神韵，但他当地所用植物品种极少，大多为榆树、橡树、梧桐、苏格兰松、落叶松等，很少用雪松及开花的灌木，使他的造园受到了局限，可以说他只是大多按照那36张画去建造设计自然式园，钱伯斯则是机械地去创建人造风景，如在苏州保存下来的丘园（Kew），园中的中国塔成为后来其他欧洲自然是景园中中国塔的模式。
慕尼黑英国公园的建造者斯克勒（Sckell）在英国学习后将这一新的景园风格传到了德国，同期在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也相继传播开来，只是不像英国国内有那样多的专业人士及外行参与。总体上这种“英国——中国园”模式的发展还停留在缓慢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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